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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盗版A货甚至假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属于大快人心的，只是一刀过后究竟是痛快还是更残酷的现实呢?天价罚单，所谓天价，就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价码。大多数“被天价罚单”的，都背负不起如此的天价。
*先让我们先来还原整件事情的概要：起因是湖南农民李清购入假冒的**注册商标标志，缝贴在“白坯衫”上，冒充**羊毛衬衫出售。12月15日，公安机关在李清店内扣押吊牌价2180元的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4351件，吊牌价1680元的“鄂尔多斯”羊毛衫17403件，吊牌价968元的假冒“恒源祥”羊毛衫4433件，所有羊毛衫的吊牌标价共计43013364元。这成了***后判决的依据。
2010年8月中旬，李清从浙江省濮院镇毛衫批发市场**黄芦英、黄秋英处订购了一批“白坯衫”，李支付部分定金后，拿货贩卖后再还款。李随后又从周金柱处购买“鄂尔多斯”注册商标标识2.2万套，“恒源祥”注册商标标识7000套、“梦特娇”注册商标标识1000套，并在当地找到专门缝制商标的“小陆”，而周金柱贩卖的商标是从名叫“阿忠”的贩子那里买来的。
今年9月21日，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判决，周金柱犯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李清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随案移送的26187件假冒羊毛衫被依法予以没收。
**按《刑法》第213条的“情节特别严重”规定，以上限为*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处以5年监禁并处罚金，这应该说于法有据。
案件披露后，争论集中在李清“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上。公诉人认为证据指向网店的销售价格，但不能证明这是实际销售价格。李红英也说，他们对网络销售一窍不通。对于实际销售价格，李红英的说法是，吊牌价1680元每件只卖50多元;吊牌价2180元每件卖150多元。庭审时，南新丹提供了光盘和淘宝网上买卖的记录，证明毛衣的实际销售价格大约每件是130元。
据李清所述，去年12月15日公安曾扣押了其两台电脑主机和账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件羊毛衫的实际销售价格，但南新丹发现账本和电脑没有移交给**，李清还一口咬定，当天当场没有填写扣押清单。
刑事处罚中监禁刑，属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属国家惩罚性质，本质是正义的，不论出身贵贱，应一体受罚，但仅只适用于特定时间。而罚金与监禁刑不同，罚金是行政手段征收的民事处罚，本质属于“债”的关系，其“债”的合理性，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具体数额取决于被告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与被告本人“履约”能力。
农民李清，误入歧途，触犯刑律，罪在当罚。但他仅是一个梦想***的小农民，并没有相当的个人资产，也没在经营中获得丰厚利益。**仅从吊牌价简单乘以查获的衬衫数量，得出一个从常理与常情上均不可能的天价经营额，然后简单地取其一半金额作为罚款的*终数额，这显然是荒谬的。李清夫妇以其能力，这两千多万元罚金几辈子都可能还不上。
李清案件，与河南平顶山的“天价过路费案”一样，都忽略了社会条件与具体被告的基本生存条件。相反，欧盟百亿美元“天价”处罚微软，处罚芬兰交通违章的企业家，收到足可以购买违章轿车数辆的罚单，均不违反相称性。现在社会上有人抱怨开发商违规或油企污染环境罚了数万元就算数，而对农民违规却开出“天价”罚单，从这样的抱怨可以看出，“天价罚单”伤害了法律的公信。
河南平顶山的“天价过路费案”本月刚刚审结，日前鄂尔多斯市又被媒体曝出了一宗“天价羊毛衫案”——湖南农民李清因卖了几个月的“鄂尔多斯”、“恒源祥”等商标假冒羊毛衫，被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
如此“天价罚单”，除了让李清的妻子李红英感叹“十辈子也赔不起”之外，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争议：**判处天价罚金的依据何在?
非法获利的数额，对社会的伤害性、威慑的必要性等种种因素，皆是判断公共利益原则的观察点。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应考虑被告的支付罚金能力，被告的个人总资产及其资产之上的其他权利请求，也要考虑被告维持正常生活及正常经营能力所需的基础物质条件，**还要考虑收缴罚金的可行性。
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个人破产制度”，在于防止个人过度负债后陷入绝路。文明社会之所以文明，是总给人们以“矫正性”的救济机会，个人破产制度确保了资不抵债的个人家庭重新振作的机会。
李清的辩护人、湖南省善道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南新丹说，当时一同被捕的商贩有的只罚了几万元，有的判了缓刑，李清俨然是“超级倒霉蛋”。
这些考虑因素的伦理基础是，罚款罚得被告走投无路，并不符合公共利益，同样，对一个根本没有个人资产和支付能力的人，处以不相称的天价罚金，*后成为法律笑话，同样也不符合公共利益。
所以说一世难还的处罚固然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可到头来无法实施，那还不就是空头支票一张?杀鸡儆猴杀鸡儆猴，选一只什么鸡当然重要，怎么杀才能取得*好的警示效果，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