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沈建光：调整金融监管框架成立超级央行

[当前**金融市场呈现高波动、高联结、低流动性特征。对于内外部金融风险的增加，需要中国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处于开放体系的中国经济很多时候*大风险并非来自国内，而来自外部。3月以来，美联储加息受阻，欧洲央行大幅下调三大利率并扩大QE规模，日本央行维持负利率不变。**主要经济体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转向成为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其中美国是重中之重。

**财经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东航金融联合发布《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下称《报告》)。瑞穗证券亚洲公司*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外部金融风险：靴子落下之后》章节中，分析了外部金融风险以及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判。

沈建光认为，美联储加息与**金融经济动荡相关性**。当加息靴子落地之后，美元走弱概率大。同时，美国经济难以承受高利率。沈建光还指出，中国要想真正抵御外部风险，还需改革完善自身金融监管框架。他倾向中国仿效危机后**改革*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

高波动、高联结、低流动性

外部风险新特征

“当前**金融市场呈现高波动、高联结、低流动性特征。”3月27日上午，**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在“改革和风险的平衡”研讨会暨《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CFRSR)2016》发布会上指出。

沈建光在发布会上指出，美元有三次上升周期，三次贬值周期。美元上升周期都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80年代美元大幅升值发生拉美危机，90年代美元升值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现在美元升值，中国有可能是主要冲击点。

但“历史性加息”后美元走弱概率大。沈建光在《报告》中指出，美联储和市场的沟通相对有效，在加息前市场已经充分反映出加息讯息，进而有了加息前美元上涨、加息后美元回调的现象。如果上述逻辑成立，其认为，此轮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有可能预示美元阶段性见顶。

《报告》认为，从美国情况来看，虽然短期内经济有转好迹象，但考虑到其经济向好主要是靠地产、金融以及页岩气等能源行业的投资拉动，一旦美联储加息带动美元上涨，美国出口行业以及制造业或面临*大压力，难以承受。欧元区已有诸多经济指标与日本相似，显示欧元区有“日本化”趋势。而日本央行开启负利率，**风险偏好增加，日元仍难免升值。

“反映到中国，今年*大问题是人民币汇率走势，从两年前至今，美元升值20%。人民币与美元实际挂钩，所以现在人民币成为重要的风险点。人民币一次性贬值或进行资本管制都不是防范风险的好办法。”沈建光说。

《报告》建议，应一方面继续放开资本流入管制，暂停进一步鼓励资本流出的措施，严堵资本外流的非法和灰色渠道，如地下钱庄等，另一方面通过反洗钱和宏观审慎工具，如采取托宾税的方式，降低资金外流的压力，稳定市场预期。

调整金融监管框架 成立超级中央银行

沈建光认为，对于内外部金融风险的增加，更深一步来看，需要中国“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报告》指出，目前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学术界与政府决策层并没有提出统一意见。归纳下来，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第二是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第三是仿效危机后**改革*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中央银行，采取超级中央银行模式。

沈建光指出，他更倾向将“三会”并入央中央银行，采取超级中央银行模式。

原因在于，**种方案，成立更高层面的监管机构，协调“一行三会”，效果存疑。以往并非没有统筹协调监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然而时至今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仍主要是信息交流平台，意义有限。按此逻辑，如果仅是在机构松散的情况下将“一行三会”合并在大决策机构之下，各自内部利益与各部门目标不改变，激励机制并没有形成。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施行又是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期待微观基础分散的决策机构进行专业性判断，帮助多方协调，难度颇大，有些理想化色彩。

第二种方案，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虽然这种监管可以填补“三会”之间的监管真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但中央银行与新成立的监管委员会如何协调却是未知，依然无法改变中央银行作为*后贷款人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困局，一旦危机发生，成本必然较高。

第三种方案，将“三会”并入中央银行，采取超级中央银行模式，虽然其利益牵涉更深，部门调整、人员变动更多，但改革更为彻底，与**化发展方向更为接近。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监管框架的弊端，帮助中央银行获得信息优势，降低*终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