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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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律师刘巍算了算，过去12个月里，她接到了50多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求助电话。一些人在申请低保的过程中遭遇了隐私暴露，一些人则在患病后面临着婚姻的破裂，还有些人的学业即将画上句号。他们都想从刘巍这里寻得走出困局的办法，50多个各不相同的遭遇，但皆因感染艾滋病而起，刘巍尽可能地提供着法理上的支持。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但有一点刘巍可以确定，在一次次言语上的交流过后，这50多名感染者最终没有提起诉讼。做律师20年，帮助感染者维权也已经15个年头，刘巍曾相信，诉诸法律是不变的正途。直到从一段段与艾滋病有关的人生中走进走出，她已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坚持。
缘起
被驳回的艾滋病就医歧视案
2012年10月，艾滋病感染者晓峰因肺癌入住天津肿瘤医院接受治疗，但在手术前夕被院方告知因携带艾滋病病毒不宜手术，被迫出院。在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织负责人的帮助下，通过更改病历的方式，让晓峰在天津另一家医院成功接受手术。此事被公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争议。随后，天津市卫生局表示，经查实，天津肿瘤医院确实存在推诿艾滋病人的情况。2013年2月，晓峰将拒诊的天津肿瘤医院诉至法院。
晓峰案被视作我国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就医歧视诉讼案，这其中的标杆意义不言而喻。
在以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将天津肿瘤医院起诉后，晓峰提出了书面道歉和经济精神损失费赔偿两项要求。两项要求自有其中的深意。
无论道歉还是赔偿，都能引起社会的重视，判决结果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晓峰说。
虽然，晓峰成功地吸引了舆论注意，却最终没能等到开庭。
作为晓峰案的代理律师，女律师刘巍也被卷入其中。因为这个案子，作为艾滋公益律师让她声名鹊起。但让艾滋病人站在法庭上，暴露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对维权真能有所裨益么？
在去年的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时，刘巍过得并不顺心。经历了四次调解，晓峰案件的开庭日期仍然迟迟未定。又过了两周，刘巍终于等来消息，法院驳回了起诉，理由是诉讼请求中的平等就医权不在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当中。
2000年，是刘巍初入这个圈子的时间。河北武安的王为军出现在她面前，30多岁的汉子，胡须和头发已经很久没有修剪过。妻子在遭遇违规输血后感染艾滋病去世，2岁女儿的感染者身份也已确定，王为军正用一种蓄发明志的方式，表达着自己起诉医院的决心。
刘巍不恐惧于与感染者的接触，但从法律的角度也并不看好此类维权案件的前景。取证难，胜负难料，那时律师都不愿意接这类案子。
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织爱之方舟的负责人孟林也是在那一年开始看到，开始有法律界人士介入感染者维权。随着多地血液污染的消息爆出，开始有感染者聘请律师。那更多还是种单向的联系，互助组织和律师直接没有过多的合作。
同样是在2000年，艾滋病已在中国成为一个无法被回避的问题。在体现感染人数的示意图上，那条曲线呈现了跳跃的趋势。
境遇
无法归类的感染者
刘巍的名声渐响，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想找到这名律师的联系方式并不是什么难事。过去一年里，刘巍接到了50多个来自感染者的求助电话，所遭遇的问题关乎名誉、生计，又或是学业。
但在孟林成为感染者的上世纪90年代，即使有不公出现，沉默是多数人的选择。
随着一些维权案件的胜诉，更多不同类型的案件开始出现。在刘巍经手的案件中，起先是那些隐私被暴露的人，而后还有因病情遭遇就业不公的人。
遭遇各不相同的感染者中，无论感染途径是什么，都不再成为人们尝试谋求平等权益的阻碍。
到最近一年刘巍接到的这50多个电话，她已经没法再把感染者所面临的问题笼统的归类。
一位感染者尝试着申请低保，却被居委会在公示时暴露了病情；一位感染者被伴侣知晓了病情，面临着婚姻的破裂；还有一位感染者是医生，他怀疑自己是在手术时遭遇了职业暴露。
但最让刘巍不能忘记的，还是那些年轻的声音。一年里，三名大学生找到了刘巍，他们都是刚刚确诊，担心被校方知晓后学业就此中断。
根据最新的媒体报道，仅2015年前10个月，全国共报告2662例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8％。而以北京为例，近两年每年新增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100多例。
对于这些数字，刘巍有着更真实的感受。或许是因为本就不错的教育背景，找到刘巍的大学生们大多情绪平稳、可以条理清晰地讲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但仔细听着，语气中总是透着种无奈出来。
与感染者接触得多了，刘巍已经知道其中的避讳，除非涉及关键的问题，否则她不会问起对方感染的原因。而那些打来的电话，虽在接通时称谓客气，却也没谁会主动报出自己的姓名、家乡。一些人会说是在帮别人咨询，但能听出来，他们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每个求助电话的时间也就在半个小时左右，刘巍尽可能搜罗着相关的法条，希望能够提供到切实的帮助。但每个号码挂断之后通常不会再次打来，刘巍也无从得知，电话那头的人们之后的境遇究竟如何。
就刘巍所知，艾滋病感染者一般不愿意选择诉讼，一来要冒着被曝光的风险，二来他们羸弱的身体往往等不到开庭那一天。
勇士
愿意站出来的人
爱之方舟的办公室距离刘巍的律所很近，两栋写字楼隔着几百米的距离遥望。而在律所另一边的不远处，就是佑安医院的所在，众多艾滋病感染者在此确诊、就医。刘巍说这只是种巧合，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却也映合了感染者、法律界人士与互助组织之间的关系：位置不同，距离很近。
遇到不平，感染者最愿意寻求的，仍然是爱之方舟这类互助组织的支持。在孟林的理解，原本就是同病相怜，一种信赖自然而生。
而面对维权类的求助，孟林提供给感染者的通常是三条道路：互助组织帮助联系律师，直接到法院提起诉讼；由律师出面，与涉及的单位机构进行交涉；由受过律师培训的互助组织成员出面，与涉及的单位机构进行交涉。在介绍的时候，我不会掺杂任何自己的倾向性。
刘巍算了算，在过去一年接到的50多个求助电话中，五分之一的感染者在最初明确表示要诉诸法律。她详细地向这些有意者介绍着为此要做的事情，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在这之后，再没一个人愿意走到公堂之上。
孟林不喜欢这些变卦的人，一位四川的感染者被医院拒诊，最初找到爱之方舟时，言之凿凿誓将官司打到底。孟林帮他联系了新的医院，治疗完毕，这名感染者却不见了踪影。他们好像更看中的是互助组织手中的资源，但没有太多人愿意真正的站出来。
刘巍也曾坚定于对簿公堂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王为军的案子，她几赴河北，庭审上动情得把王为军的女儿比作天下最可怜的孩子。对那些诉讼当口退缩的感染者，刘巍也曾不解，甚至责怪。
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刘巍理解，像孟林这些感染者互助组织的成员，为何需要有人勇敢站出来。一场诉讼改变的可能不只是个人的命运，还可能转变人们对一个群体的认知。
可她不敢忘了自己律师的身份，当事人的利益无法被忽视。刘巍回想着这些年接触过的感染者，一些人紧握着法律的利器走到了最后，一些人在中途知难而返。无论结果如何，感染者所背负的诉讼成本确比常人重了许多。
感染者维权案件审判时间长、结果难以预料，这些都有一个个例子佐证，承担这一切的，是一具具本就被疾患缠绕的身体。
落幕
她希望走进法庭 为维权来一场激辩
孟林眼中，刘巍这样的法律界人士，在感染者维权领域利用率并不算高。这样的现状可能会持续很久，但仍不能否定他们的不可或缺性。那一天会面结束，孟林在微博上写道：这些公益人往往远比所帮助对象更加卑微。
刘巍承认，她已在开始调整感染者维权案件和日常案件的比例，除了现实的考虑之外，还有些压力的伴随。律师代理官司，无论胜负本是常态，但涉及感染者的案例，刘巍却很难控制自己的心绪。那输赢之间，代表的可能是一个群体的利益。
又是一年的12月1日，但刘巍觉得，所谓的艾滋病日并没和她有什么实质的联系。她能确定的是，之后一年，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境遇的感染者依然会打来电话。
也许不久之后，她就会再有机会走进法庭，为了维护一些人的权益，来上一场激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