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让位给袁世凯

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席位让给袁世凯，是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几年来，学术界有人曾就此问题撰文进行讨论。讨论涉及孙中山“让位”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让位”?孙中山的“让位”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与影响等问题。

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甚至截然相反。这种分歧，表示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可是，也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未免较多地注意孙中山在“让位”问题上的正确与错误，功过与得失上面。而对于孙中山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让位”的，这种历史环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历史环境对孙中山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斗争策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则不免缺乏具体的论述。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袁世凯之所以会被推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先是因为武昌起义后，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较普遍地形成一种如袁世凯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清廷建立***为有利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现了鼓励袁世凯反正，宣传袁如能反正“归顺”**，就可举为大总统的**。以黎元洪为代表的*立各省，并很快地确立了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正是由于这种环境，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野心才得以实现。描述这种历史环境的形成，剖析形成这种历史环境的诸因素，论述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并推行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袁世凯适于做大总统的**，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次公开提出来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论著中，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现在看来，**次公开提出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中国享有*大侵略权益的英国报纸。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报》第1页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说：“《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总统。此间**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这是目前笔者所看到的公开提出让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早的宣传。10月21日离武昌起义才刚满10天，当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纸竟如此公开宣传，这是它们心声的流露。

英国报纸之所以如此宣传，决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免遭革命损害的表现。

英国当时在中国是拥有*大侵略权益的国家。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六册)，第5页。而被革命席卷了的长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的在华投资3/4在这个地区。因此，英国在武昌起义**后，急于希望局势能够尽快地恢复平静。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复呢?直接出兵干涉么?根据当时的形势，它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向中国人民宣战，会危害到它的臣民在华的生命和财产。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风险，又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复呢?这在英国政府看来，*好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是因为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是*有能力维护旧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事实上，“庚子之役，袁在山东的措置，甚得西人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日隆。罢黜之后，清政府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再出秉政。”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早在1911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　Grey)在与日本公使加藤讨论中国的局势时就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很可惜，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如唐绍仪等人，没有担任国家公职。”P　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英国远东政策研究》，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91页。这说明：早在辛亥革命**前八个月，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我们对于《每日镜》、《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在国内究竟是谁*先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以做大总统的?有一个湖北人，得知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消息后，用“鄂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写信说;“近闻海上各报，皆谓阁下已受满虏简为鄂督，偕厩昌前来，心窃怪之。嗟乎!阁下非汉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为阁下计，何不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业，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鄂人致袁世凯书》，见《满清外史》第8编。(按：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日期是10月14日，如果写这封信的“鄂人”是住在武汉的，根据当时沪汉二地通邮情况，一看到报上刊登袁任“鄂督”的消息就写这封信，则写信的日期当在10月20日左右，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早表示袁如反正，就可以拥为总统的一封信了。很可惜，这位“鄂人”的信既未署名亦未注明写信的日期，所以尚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在革命党人方面，明确公开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举为总统有确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该报在这一天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

“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

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凯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钦差大臣，离开彰德南下视师的。10月28日《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期之大政长”相勉了。在这篇“短评”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立宪派人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所以，尽管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就开始搞起所谓“惜阴堂策划”，力图使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但看来，*先公开鼓励袁世凯争取做大总统的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立宪派人。

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自从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军政府提出，经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时，得到正式以决议的形式通过后，一直为革命党人所奉行贯彻。南京光复后，黄兴于12月9日给汪精卫的复电说：“项城雄才大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南北议和开始的前二天，即12月16日，《民立报》在以《告唐绍仪》为题的社论中说：“吾深有待于唐绍仪之宛转陈述，俾袁氏迫令满虏以退让为能，则**之建，无以为梗。吾族健儿必乐予满虏以特别之优待，而总统之席，袁世凯终有当选。千载以后，铜像巍峨，不啻唐绍仪贶之。袁氏之感谢，及于子孙。”《告唐绍仪》，《民立报》1911年12月16日。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开始，五天以后，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二人，又分别向《大陆报》公开声明，只要袁世凯“不再迟延承认共和政体，必可选为共和国总统。”《革命中之西报观察》，《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5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也分别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席，他只是“暂时承乏”，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一定“让位”。

由上可见，自从11月初，黎元洪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革命一方所发表的公开声明，从未改变。即使在南北议和期间，许多革命党人一再批评议和的错误，并揭露袁的***野心，但却很少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举他为大总统的这一方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革命党人产生拥袁以建共和*为有利的心理，制定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也不是。事实上，就在宣传袁*适于做总统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揭露他是“帝制自为”绝不可信赖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报纸上，短短的几天内，既登拥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报》在11月15日的社论中提出迎袁出来做大总统为当今*要之法著的次日，又发表题为《论过信袁世凯者之误》的“社论”，指出袁有“操莽之遗风”，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6日。其后，随着袁世凯并不是痛快地接受拥戴，而是在残酷镇压革命的同时，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别有用心地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时候，人们对他的***伎俩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如何解释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并非毫无认识，而又推行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这一问题，只要我们对他们当时所提出的“拥袁”理由作一番研究，即可以得出清楚的回答。

总括当时许多的“拥袁”言论，其所持理由约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　“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袁为汉人，“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2　外国**主张举袁为总统，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　举袁可以“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当时革命党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根源;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力量对比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胡汉民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这里所说的“民众”，事实上应该把众多的革命党人都包括在内。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简单地宣传“排满”，这就使他们不仅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和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胞兄弟。所谓“论地位则为仇雠”，“论情谊则为兄弟”。只要他们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即可“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种长期而反复的宣传，在革命党人和一般的民众中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许多人继续强调满汉矛盾，接受甚至拥戴清朝的督抚宣布*立，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举袁”方针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既为汉人，只要他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他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从这一点来讲，当时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举为大总统，不仅不足为怪，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是袁世凯而不是其他的汉族大官僚为革命党人所拥戴，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袁为“中外所重”。黄兴在给袁世凯和汪精卫信中所说的“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黄兴集》，第82、94页。，并非全是客套话，而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袁世凯的形象，并非他后来成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而是一个在清廷中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这与袁世凯在清末积极推行“新政”，支持立宪，主张成立责任内阁，欺骗了不少人，在上层社会特别在立宪派人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说的“以明公个人言之，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当系指此而言。革命党之所以“举袁”，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武昌起义后，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只要他赞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所谓如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复汪精卫电》(1911年12月9日)，见《黄兴集》，第81、94页。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党人拥袁的用意所在。

至于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这是与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理想化有关。在他们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裁。当时革命党人中激进的人物之一何海鸣的下面一段话，正反映了他们的这种错误认识。他说：

“记者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故对于选黎元洪为都督也，视黎元洪虽无用，然鄂军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国民所公有，监督之，扶持之，虽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镇，于是亦随众人附和而赞同之。及后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本报。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10日。

何海鸣的这一段话很生动地表现出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

促使革命党人形成借袁世凯的力量**清廷以建***为有利的心理，并确定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因素，则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国。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又看不到能够抗拒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革命损害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早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严格执行了《对外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表面中立，视为莫大的荣幸。他们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即使是某一外人来电祝贺革命的成功，也被说成是“新共和国外交之成功”《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社论》。。庆幸帝国主义没有干涉、害怕干涉的心理，在当时的报纸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谈论中时有流露。如1911年10月28日《时报》上《望外人始终严守中立》的社论说：“今日吾国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占其多数，中心之惴惴莫释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虑。”《时报》1911年10月28日(一)，《社论》。他们害怕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这种害怕列强干涉的心理，不仅在一般的革命党人中存在着，即使革命的领袖也同样存在着。黄兴于1911年12月9日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说：“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又说：“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黄兴集》，第94页。孙中山在美国得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不是立即回国来领导这场革命战争，而是绕道欧洲进行外交活动。孙中山到达伦敦后的第三天，即11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要人转告孙，英国政府对袁世凯将给予尊敬，并说：“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职位——如果他能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远东图书公司印行，第984页。孙中山是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的，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自然使他不能不加以郑重考虑。所以，当孙中山接到上海已有议会的组织，将举黎元洪或袁世凯做大总统时，即于11月16日致电**军政府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这封电报表明：孙中山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压力，早在他归国以前，他已接受了国内已经确定的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了。孙中山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方针?12月20日，他归国途中经香港与胡汉民谈话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他之所以接受这个方针的一个说明。他说：“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卒，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孙中山的这段话表明：他之所以采用“举袁”的方针，就是因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革命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

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是促使革命党人确定“举袁”方针的*重要的因素，还可从其他革命党领导人的言论中看得很清楚。在1911年12月26日至12月30日的《神州日报》上，陈其美、钮永建、马君武、胡瑛、汪兆铭、王宠惠、于右任等革命党领导人和立宪派人张謇、赵凤昌等人，曾以“共和统一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名曰《共和统一会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认为，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尚未进行干涉，一则是因为“战乱之为日浅也，久乱则干涉继之矣”;再则是“列强利害相权，尚在观望，步调未齐，计划未整，一旦权利均衡，终议判决，则棼然并起矣。”并说，“夫干涉事绝非可预为宣告克日而进者……一旦干涉提出而军国之步调乱矣。时假令为和平之干涉，提出尚有踌躇计划之余地，倘使若三国还辽之役，强制服从悬一标的，继以兵力出师与提案并进，当应以如何之方策斯则国人所当日夕思维不容漠置不容自讳者也。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于破旧政府之中央机关……”怎样才能使旧府的中央机关破坏，革命迅速成功，避免“久乱”而引起列强的干涉呢?这很自然地就会得出鼓励袁世凯反正，迫清帝退位，以建**，实为*简便的途径的结论来。

小编结语，可以看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之所以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是由于各种原因决定的。而其中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则为*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