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捷耶夫周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几乎可以说是照搬与移植了苏联文学的模式，甚至于执政党在**文艺的格局上，几乎**亲苏“一边倒”，在操作方式上，几乎**相同，这难道也是历史的巧合与安排吗?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史实。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作家村他自己的寓所开枪**，他在遗言中称斯大林为暴君。卫国战争中由于他参加过大规模军事作战，并由此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法捷耶夫深受斯大林赏识，在斯大林的一再提议下，1934年进入苏联作协**层，并逐渐成为苏联文学事业的*高**者和组织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参与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运动。由此而想到在较长时间中，中国文艺界的**人周扬的经历与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孤寂，在医院中毫无知觉地静静地躺了四年，于1989年7月30日去世。

1933年周扬*先向中国引进了“****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我们不敢就此认定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与此直接相关，但可以看出其本人所代表的文艺观念，体系与苏联的深刻关系，“****的现实主义”也曾使法捷耶夫的走势一路看好，这一理论在苏联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大林自己的**斗争的需要。在这位领袖不断整饬作家队伍、打击异己、处分和处决作家的过程中，法捷耶夫的朋友、同事纷纷落马，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法捷耶夫的地位却在直线上升。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到1946年以后，法捷耶夫已经成为文艺界的*高**人。法捷耶夫**地位的显赫，显然并非因其文学创作，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是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通过他**文学界。周扬成为中国的“文学总管”，这一点和法捷耶夫是**一致的，在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听命于毛泽东的意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刚从上海来延安，便被信任和重用，甚至为这种力量而忘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不久，周扬很快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推崇到了与马、恩、列并驾齐驱地位，这固然是周扬看到了毛泽东在文艺上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一种崇敬之心的驱使。及时适应了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后，重树文坛领袖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周扬从《生活与美》转换到《序言》，从此，周扬轻轻地悄然地弱化了自己关于文艺的真实想法，一心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这种信任的感召下，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应该这样。周扬之走上文艺界的**岗位，大概也是必然的。

在苏联，在“大清洗”中，法捷耶夫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一大批作家被打倒。人们都怀疑是他起的作用，他失去了大多数的朋友，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遭到唾骂，说他是斯大林的打手。实际上，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他必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另一方面站出来为受冤枉的人辩护，并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尽量减轻文艺界的损失，这是人们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从1953年到1956年法捷耶夫给各有关部门写了五百多封信，说明事实，替受害者辩护，为他们洗刷罪名，使相当多的作家得到平反，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当**人，他总是想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除了绝对服从斯大林，他别无选择。

在中国，在极左路线运动过程中，这种情况在周扬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很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扬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种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的。**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者，周扬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同样，尽管法捷耶夫对斯大林满怀崇拜，但并不是盲目的，他时常与斯大林之间表现出了原则性的分歧，他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与斯大林争论。而周扬对毛泽东、对**权力的屈从已形成习惯。1937年抗战爆发，周扬到延安不仅没因“鲁迅事件”遭到批判，反而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于是更激进、感激、崇拜毛泽东，当延安整风运动中，从而维护毛泽东在党的统一**，这正如在斯大林解散和改组拉普的时候，作为文艺界的**，法捷耶夫必须站出来发表文章支持斯大林的行动一样。周扬也做了与法捷耶夫一样的选择。

因对**权威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大概是法捷耶夫、周扬的共同特点，法捷耶夫说他*怕斯大林，周扬大概只怕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周扬几乎言必称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之情。他不止一次谈到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的一个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情。

周扬对毛泽东的“怕”主要体现在五十年代对丁玲和胡风的批判上，1952年，毛泽东就多次批评过周扬，说他**上展不开，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毛泽东是周扬很深的惧怕情结，他只能按毛泽东说的做。否则，身家性命难保。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了个人崇拜，矛头指向斯大林，由此开始了思想上的“解冻”。这一过程对法捷耶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开始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他认识到了在过去的文艺工作中党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并对党如何**文艺和制定文艺政策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接连向苏共中央上书，对党的现行的文艺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的建议和批评没有得到理睬，他要求会见**人的要求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常遭斥责。于是他在抑郁、孤寂中开枪**，并以此向世人证明他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

周扬又如何呢?近十年的监狱生活他反省，出狱后真心忏悔、真诚地道歉，获得了谅解和尊重。晚年周扬*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而赢得声誉，但由于这一点涉及意识形态的重构，所以他遭到了高层人士的严励批评。对“异化”问题检讨之后不久，遭受致命一击，1989年抑郁而逝……有文章说“他是被气死的”。

把周扬当作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人物、文化官员来看待，也许会有很多人不同意。这当然是因为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有关。无可非议。但是，对于周扬这样一个具有文化人和**人双重身份的政府官员兼思想者来说，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一九八四年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的作家，在根本**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这篇文章写出了周扬晚年虽然曲折、隐晦、委婉，以及他回*往事时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周扬*先是一个革命者，是意识形态战斗者与领军人。在历次文艺运动、**运动中，周扬常常是作为直接执行者而出现的，在他对革命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是否也包含有借机报复私人恩怨的因素，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体制的运作来看，周扬的权力也只能是运用在借用某种时机上面，他是无法做出*高决策的。当他读到毛泽东关于胡风案定性的按语时，尽管他难以置信，但仍然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尽量跟上毛主席的思路，尽量与毛主席的思想缩小距离……。”而当他看到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朋友、战友在反右与文革中都纷纷落马，文艺界过去的老将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反党、反****的敌人，只剩下自己一人形单影只时，自然会产生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感觉，而且这些反党分子都出在自己主管的部门，这样整下去，早晚会整到自己头上，这当然是周扬不愿看到的。据回忆，周扬在“文革”后多次说：如果五七年我不打那么多右派的话，那我第一个就是右派。随着运动的深入，周扬本人也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从每次批判中周扬所做的总结发言中都可以体会到，因为它常常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在一九五一年文艺界整风时，周扬在谈到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时说：“我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整顿文艺思想，改进**工作》，《周扬文集》第二卷)在批胡适、俞平伯以及《文艺报》时，周扬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只是一两位编者的。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第二卷)一直到“文革”前在他公开发表的*后一篇讲话稿中，周扬还是在做着自我批判和反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还这样说：“对文学艺术方面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进攻，我们觉察较迟，反击不力。同文艺界前几次的批判和斗争一样，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同志*先向我们敲起了警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这些话实际上所包含的意思远不是那么简单，当然，周扬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由于没有敏锐的**嗅觉、没有高度的警惕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痛苦自责，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扬同样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一种同这些运动摆脱干系的想法，他是在曲折地表达，所有这些运动并非自己所希望，也并非是自己的意愿，当然也并非自己所能支配得了的。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表白，更不会检讨一次后，不吸取教训，重犯第二次错误，不然的话，他**可以挥舞大棒，只管打人就是了，还没完没了地检查什么。这也正是周扬的知识分子的本色与文化人性格在起作用的原因。目光敏锐的毛泽东是不会看不到这一点的，只要有合适的人选，周扬随时都有被取而代之，这是必然的。

周扬进入中国**舞台之后，依据毛泽东的理论来制订或参与制订中国的文艺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文艺政策变为私心泽东理论的实施。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以至文革中批判他为“报告狂”。同时我们也难以区分哪些是毛泽东的，哪些是周扬的，这反过来证明了周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卢卡契虽然以自己的理论影响了苏联文艺政策的制订，但他本人几乎没有参与制订过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倒是参与过文艺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但卢那察尔斯基还不能说是一位权威的文艺理论家，他所参与制订的文艺政策也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只有周扬以毛泽东为旗帜，不仅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而且还能将这种理论凝聚为文艺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文艺创作。

然而，如果说，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探索理论问题时还有一定的自主权的话，那么，作为政策制订人的周扬在制订或参与制订文艺政策时，就由不得自己了。的确，周扬可以将自己的理论投射到文艺政策的制订上，但是文艺政策的具体设计却是服从当时的需要或领袖的意志。在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阶段上，周扬起过作用。却不得不参加制订一些排挤和压制某些艺术家的政策。

当然，中国文艺政策也并不都是有碍于文艺的发展的。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促进了文艺的繁荣或健康发展，而这中间，自然也不能抹熬周扬的功绩。

周扬是一个忠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呆板的教条主义者，至少，在许多方面是不教条的。1936年，他著文批评徐行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看法，批评他“**不了解目前新的形势，不懂得把正确的理论原则活泼地运用于特殊的具体环境。”周扬自己以后是力戒这种教条主义做法的，因此在文艺问题上，他也表现出一系列的宽厚态度，而这一面也是被我们忽略了的。前面曾提到过他对“****现实主义”的灵活态度，对自由选择题材问题的看法，也显示出了周扬作为理论家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这恰恰证明周扬的知识分子本色。

周扬的文艺理论方面是与他作为政策制订人的形象相矛盾的，甚至也与他的某些理论主张相矛盾。然而，周扬没有有意压制矛盾的这一方面，他凭着自己的良知，在理论与政策的矛盾之间、理论与理论的矛盾之间求索。正是有赖于这种基于良知的求索精神，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周扬达到了理论的*高境界表明周扬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小编结语，周扬已属于历史;作为一种文艺思想，周扬的研究至今还在。忘记历史本属不该，忽视现实更难原谅。迈向明天，固然需要轻装，但历史和现实都不可能轻易跨越。在对历史人物的审视中，周扬的本色还是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