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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派兵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于是1925年3月5日，溥仪带着婉容、文绣等人迁居天津，住进了原清朝两湖统制张彪的别墅，世人称其为张园。
张园位于日租界宫岛街，占地十八亩，溥仪在入住之后，将园子里里外外地重新装点了一番。园内有假山石，还有不少的花卉果木，因为溥仪特别喜欢打网球和高尔夫，所以在园内还设置了网球常不仅园子内的风光秀美，房内的各种摆设也都是高档货，如钢琴购置于意大利，大立钟来之于瑞士，家具是在英国订购的，地毯则是产自于法国。此外，在溥仪的书斋和寝宫内还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紫檀木古玩架，里面陈列着他离开皇宫时从里面带出来的各种稀世艺术珍品。对于他一后一妃的寝宫的陈设，也不乏各类新潮豪华的物饰。虽然眼前居住的别墅很富丽、很豪华，但是文绣的日子却是愈发的凄凉。
还在北京的紫禁城内生活时，溥仪难得有机会迈出宫门半步，但在迁居天津后，溥仪和他后妃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仅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随便上街了，还可以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交活动。
婉容因为少年时曾在天津学习过一段时间，所以她对天津的一切都比较熟悉，同时她又极其善于交际，为了便于自己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所以溥仪每次外出的时候几乎都带着婉容，而文绣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所以她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到天津没多久的时间，溥仪和婉容两个人就把天津市内吃、喝、玩、乐最为有名的地方逛了个遍，包括不同的百货公司、各种游乐场所等等。在天气炎热的盛夏时节，溥仪隔三差五地还会带着婉容乘上自己的专车外出兜风，累了渴了便到起士林、利顺德，买份冰激凌或者刨冰消消暑。而到了隆冬季节，溥仪就带着婉容出席租界内的各种交际晚会，两个人真的是过着神仙眷侣般的日子。
而这样的生活，与文绣似乎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和婉容天天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张园寂寥无比。每当他们从外边玩乐归来，看着婉容神采飞扬的面孔，她的心头总会涌出一股酸水，但是她也只能自己一个人吞咽，因为此时的溥仪相较在紫禁城的时候，对婉容的偏心已经愈演愈烈了。文绣虽然与溥仪和婉容同住一栋楼，但是平日里他们从不曾有任何往来，就像是马路上偶然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一般。
不来往就不来往吧，反正自己一个人已经孤独这么多年了，文绣经常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但是生性刁蛮刻薄的婉容似乎永远都容不下文绣。现在的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当初让溥仪心中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愿望，但她却并不就此而满足。只要是不出去，婉容在张园里从来就不曾露过笑脸，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她还成天在溥仪的面前说文绣的不是。溥仪当时特别听信她的话，所以文绣与溥仪的感情一天坏过一天。他甚至给婉容和文绣硬性规定了很不公平的“月费”定额，允许婉容每月都比文绣多花一笔钱。
文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不仅仅如此。溥仪在天津虽说是租住在别人的庄园，但是以前在皇室养成的派头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依旧如以前一般，在心情好的时候就给臣下和亲族颁赏。但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件皇室里习以为常的小事，却都没有文绣的份。有一份关于在1926年的溥仪赐赏的记录显示，当时很多的人都领了赏，既有陈宝琚陈曾寿、温肃一类忠心耿耿的清朝老臣;也有张宗昌、吴佩孚、刘凤池、毕庶澄一类的新兴军阀;还有日本警察署高桥、海军少将有野修身、日本公使芳泽和他的夫人、小姐以及英国的领事、英军司令;而皇后婉容、醇王府的格格们、朗贝勒府的亲属们，甚至连溥仪的乳母、老妈子、御医、随侍和太监们一个都没有拉下;但惟独不见有关文绣受赏的任何记录。
虽然颁赏没有文绣的份，但是进贡却落不下她。有资料记载说，1928年旧历九月是皇后婉容的生日，按规矩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们都要给皇后进贡，当时她接受的“千秋贡品”包括果品、衣料、化妆品、古玩、首饰、字画、烟酒等，其中也包括文绣进贡的宴席一桌，外加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可是，轮到作为皇上淑妃的文绣过生日时，却无半人问津。自己所有的遭遇，令文绣彻底地寒心了。
时间转眼到了1929年。在张园的庄主张彪因病去世之后，张彪的儿子张挺不愿意让溥仪继续在园子里白住下去，他跟溥仪提出要交房租。而在张庄居住了四年的时间，溥仪对这里的环境也逐渐生厌，正好趁此机会，溥仪和他的家人搬离了张园，住进了原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公馆——乾园。溥仪在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当时他还在为自己的复辟大业奔忙，所以取此名，寓意静观变化，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如秋江静”，“静以养吾浩然之气”。
搬到静园后，溥仪对文绣更加地冷落，他和婉容各自的寝宫都在二楼的东侧，而文绣则单独住在西侧。婉容从与溥仪成婚之初，她就希望溥仪能够真心爱她，想成为溥仪惟一的女人，所以她对文绣的排挤也更加地变本加厉，后、妃之间的明争暗斗接连不断。文绣虽然平日里言语不多，但是她颇有政治头脑，对于溥仪当时一心想完成的复辟大业，她心里并不反对，但是她却不赞成溥仪投靠日本政府。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至此，文绣与溥仪之间的裂痕又加深了一道。
其实在最开始，溥仪对依靠日本实现复辟还有些彷徨，对日本还怀有一定的戒心。所以那时溥仪并不想单靠日本人，而是希望同时能得到西方各国的助力。但是自从郑孝胥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常常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更频繁地往来会晤。
郑孝胥何许人也，为何他会与日本人拉上关系，甚至成了溥仪与日本政府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郑孝胥，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中国清末官僚，伪满洲国总理。清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中福建省乡试解元。1885年开始任李鸿章幕僚，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1892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回国，曾参与戊戌变法与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之后，他以遗老自居，是清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日本就任期间，目睹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再次崛起，所以在他的内心，对日本政府抱有很大的敬佩之心。在溥仪后来经历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他都陪伴在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