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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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身价数十亿的企业家，再到一名捐款几十亿的慈善家，曹德旺似乎实现了他人生中一次华丽的转型。它会一帆风顺呢，还是像以前很多企业家那样重蹈覆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曹德旺可能会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捐款*多的**——他想把自己私人**转化成一股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
开着奔驰，身穿灰色西服与黑色裤子的曹德旺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身上没有**赋予的权力和光彩，但当他端坐在办公桌前发号施令时，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威仪突然闪现在了他的脸上，他端着一杯泡好的茶，有所准备地说：“你们问吧”。
这种**者的自信来自于他身后的玻璃**。
这座约占地1000亩的工业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总部，它像一座*立的城堡，在蔚蓝的天空和延绵不尽的绿色山脉映衬下格外漂亮，南国的棕榈，绿茵的草坪，加油站、银行、邮局、饭店、小卖铺、柏油路……它们组装起来有点像游戏中的欧洲小镇——置身于田园牧歌中的小城风光。
二十多年前，它只是一座经营不善的乡镇工厂，但曹德旺亲手把它变成中国*大汽车玻璃生产企业。它目前已在福建、上海、吉林、内蒙和重庆等多处建立生产基地，贯穿中国的东西南北。
这座工业区从一定程度记录了曹德旺的成功历程。“我*大爱好就是盖房子，这个工业区是我设计的，”他站了起来，兴奋地用手指在半空画了一条弧线。
曹德旺的人生故事的确已成为众所周知，尤其当他宣布准备捐出70%左右的个人股票，合计30多亿元的**时，更成为一个谈论中心——在这个国家，慈善总在**制度和文化观念上难以厘清，传统思想认为，捐*要不留名，否则是沽名钓誉。他正在试图改变规则，作为一名佛教信徒，打破戒律，抛弃“功德”，只是希望用身体力行来打动更多的中国富人。
他说：“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中国富人明白，如何去回报社会”。
2009年2月12日，他在福建证监局一次工作会议上*次公开计划;捐出自己所持福耀70%的股份，约7亿股，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致力于慈善事业。这是一个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如果获批，将成为中国*家用股份运作的慈善基金会。那次开完会，他就到欧洲休假了。
也未曾想到，这个孤注一掷的捐款计划，几天后成为了一条轰动国内的新闻，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拥有他的捐款行为，觉得他在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有人揣测这只是他的一种资本游戏，“捐股”只是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给公司造成的影响……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互联网争论正式开场，这不是曹德旺*初所期望看到的情景。
面对始料未及的争议，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了他的欧洲之旅。眼前这位曹德旺，富翁，慈善家和豪宅爱好者，坐在他巨大而又冷清的办公室里，语气坚定地说：“我总不能因报道而不做任何事情了吧”。
生活的**
“**对你意味着什么?”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显然这个问题难住了他，过了小半晌，记忆似乎开启，他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说：“说句实话，我是苦出身，至今仍不知道该如何花*”。
曹德旺的家族曾是福清当地望族，曾祖父是著名的乡绅，在当地闽剧有这样一段戏：晚清时期，福清市有个“曹员外”，生活殷实，但很保守、吝啬和小气，重男轻女，嫌贫爱富。这个“曹员外”正是描写的曹德旺曾祖父。曹氏家族世代经商，父亲曹何仁曾在日本和上海经商，母亲也是地主闺秀，佛教信徒。但时局动荡与个人命运的变迁，让这个家族坠入了社会底层。
他的童年时光几乎在贫困中艰难度过，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小时候，我在农村，每次吃饭，只能吃二两，没有油，不少人把花生壳碾成糠面，做成馒头，就那么吃，死了很多人。只要我饿了，就去偷东西吃，刚种下的花生，我都会把它偷来吃了。”这是饥寒交迫下的生存抗争。
“如果要我讲自己童年的生活，我怕自己讲起来也会很伤心，会流泪。”
为了让他成才，父亲要求严厉，甚至给他立下苛刻的戒律，如18岁以前不能留头发，留胡子，喝酒;吃饭时不准说话。不幸的是，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叛逆秉性，一直在突破父亲立下的清规戒律，变成他眼里的“坏孩子”。
曹德旺出生于1946年5月，9岁才开始念书，14岁就退学，为了生计，他曾一度认为**似乎比知识与教养更能代表尊严。但读书人梦想仍悄然地植根在了他的内心世界，这种渴望在他事业成功之后慢慢地浮现了出来。他无意识地把自己置放于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中——商人是社会秩序的底层。这注定他要在这个传统的庞大价值体系中，努力寻找自身的价值。
在他还是一位少年时，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文革。社会机构被摧毁，日常生活失调，这或许深刻影响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是稳固可靠，值得相信的。但这种混乱又让他获得了意外的自由，无所事事，期待着成长的到来，用粗口掩饰自己的胆怯，并随时准备和人打上一架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小时候是一个孩子王，每天都有人给家里告状，每次父亲都会揍我，打得头破血流的。”每当他挨打的时候，母亲都会出来保护他。她一直在教育他——贫穷时，更要热爱生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他家书房里，摆放了许多中外经典名著，窗外是一片绿茵草坪与几丛翠竹，完全是知识分子梦寐的读书环境。在采访过程中，他无意中显现了这种矛盾心态，他不止一次为自己未接受正规教育而惋惜，但他又从心底里看不起书呆子，常讥讽如今不少学者的浅薄无知与装腔作势。从做事角度，他倾向于经验主义，很多大学希望给他颁发“名誉教授”等称号，他都婉言谢绝。
“我*爱啃猪脚，不像他们文人那么雅，喜欢煮酒，然后来几只大闸蟹，我*讨厌吃大闸蟹，每只能吃半小时，很浪费时间……”。你可不要真以为曹德旺是在调侃知识分子，只要你仔细往后听才会发现他说的不是“文人”，而反感的是虚伪的社交场，他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任何演讲，认为是“浪费时间”。
“回顾我的63年人生，我觉得还是以前没多少*的时候更好玩，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话都可以说，现在就不能这样了，只能规规矩矩，在公共场合，一句笑话都不好意思讲了。凡是我一出现，就会有人偷偷地说：”曹德旺来了!‘他们说得很小声，我都听得见。我又贪吃，喜欢小吃，但不能像以前那么方便了，偶尔也去吃大排档，但要把西装脱下来，穿着便装去，自己开车，这样别人都以为我是驾驶员。“
这是一种完全迥异于他以往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似乎突然多了一层无形屏障——一个被名利和责任围困的，焦灼的世界。
人生的“围城”
“没*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有*，等后来还完债了，我又希望有一个大房子，等真正成为别人眼里的富翁时，我又觉得不好玩……”。
这种辨证关系有点像*钟书在小说《围城》探讨的精神困境——每个人在追求到成功后，都会面临尾随而至的不满和厌烦，他们总是在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之间矛盾和切换。
14岁退学后，曹德旺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帮助不会种田的父母挣工分，但村里人总认为他没有把牛喂饱。一年后，他又跟着父亲去做生意，补贴家用，倒卖烟丝、水果，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城市与乡村，总共一百多公里路程。
“每天都很累，第二天起床非常困难，我妈每天都要先哭一阵子才叫醒我，”这是一幕令他永生难忘的镜头，只要他有时喝醉酒，追忆似水年华，那幅画面又不由自主地跳了出来——一个娇柔的母亲坐在少年的床头哭泣。
那或许是一代中国人共同的人生经历，只要你细心就会发现，很多中国第一代草根企业家都有这样的故事，它*符合传奇性杂志的素材。
从一名底层社会的少年，变成今天的玻璃大亨，这本身也说明了曹德旺故事的传奇性。他具备所有成功者的共同特征;诚实秉性、聪明天性、过人胆识与常人难以得到的机会。
在他一生中，有几次重大事件决定了他能成为今天公众眼里的“曹德旺”。第一件是承包经营不善的乡镇玻璃厂，第二件事是把玻璃厂变成福耀集团，第三件事是把“福耀”推向股票交易市场。如果加上*后一件，那或许是捐出几十亿股票。
1976年，已经30岁的曹德旺成为了福清市高山镇玻璃厂一名普通采购员，每月工资是40元，这是一间只有十几名工人，9万多元固定资产，流动资金3万多元的乡镇企业。他很珍惜这个机会，从此没再离开过这家乡镇工厂，直到把它成一家上市公司、世界知名企业。他的身份也不再是打工仔，而是掌握着绝对控制权的老板。
第一次机会的出现;发生在1976年至1982年期间，由于工厂连续亏损，企业内部管理又极其混乱，**希望曹德旺能承包这家面临倒闭危机的工厂，都一致看好他的商业头脑。他也深知机会的难得，所以，不惜用房产作为抵押入股，在1984年成立了福建省第一家私人合资厂，没想到当年的净利润就达 20多万元。
他成为了《福布斯》“中国**排行榜”中*早的企业家。
似乎一切都是从这间乡镇企业开始。告别少年、投身社会，短短几年，曹德旺就为自己空白的人生确定了方向，艰辛经历培养了他的*立和进取的精神，学习到如何克服逆境和从中汲取力量，现实还逼迫他掌握了一套*特的自我管理的方式。他至今仍保持着那种惊人的自律和学习能力。
在曹德旺当个体户时，虽然改革开放，但许多人思想仍未转变过来，稍有文化水平的人都不屑于当他的下属，那会被视为一种堕落。这就意味着他得“文武兼备”，从公司制度、政府公文、合同起草到企业内部日常管理，他都要自己去学习实践。沉重的工作负担让他一年的365天中，几乎没一天休息时间，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
身体极度疲劳换来的是曹德旺对人生的思考，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想出家，当和尚去了，什么都不管了。”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宗教在自己生活中的力量，但*后他明白皈依佛教不一定非要出家。
促使曹德旺事业进入另一条快速轨道的是他在1985年的一次决策;当时，他决定投产汽车玻璃，当年就实现盈利70多万元。随后的十几年间，他通过联合股东，集资等方式组建福耀玻璃公司，不断拓展汽车玻璃的业务，让公司像滚雪球一样在运转，迅猛地占据了中国55%的市场，有人开玩笑说他不是在生产玻璃，而是在印钞票。
1991年，公司更名为福建省耀华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公开发行股票，总资产增至5719万元，是福建省*早一批上市公司。随后的福耀开始在世界汽车玻璃市场风生水起，而曹德旺也从来没有偏离过汽车玻璃这一主业，曾有人建议他进入互联网和房地产业，都被他骂了一通。
现在来看，这恰恰是父母教给他的重要品质;执著，从一而终。母亲曾告诉：“碗里的东西怎么吃都可以，但要爱护锅里头的”。除此之外，曹德旺成功的另一种性格则是与生俱来的“不服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寸步不让——7年前，他打赢了中国入世后应对反倾销诉讼第一案。
他身上有着那一代特有的民族情结。这让人想起在小时候，每次父亲打他，他都想要逃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但母亲告诉他说：“不要跑，即便你死了，你也还是他的孩子”。
现在他退掉了那张美国绿卡，“如果不退的话，汽车玻璃市场就少了一个中国的，”他说。
信仰的价值
“我是从*底层走出来的，这是我一生的**”。
这又是一座“围城”。如果说少年时的曹德旺一直被贫穷困扰，那么，今天成为亿万富翁的曹德旺则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把**转化成一种快乐?
显然，比起充满传奇故事，现在的曹德旺更愿意谈论别的。人人都关心他如何一手缔造了这个玻璃帝国，商业战略，而他想说的则是即将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究竟该干点什么。
他这次决定将70%的股票捐出，在中国大陆地区仍是个令人震惊的举动，这毕竟是一笔高达30多亿的巨款。尽管，在数字上，他无法跟另一位华人**李嘉诚的500亿港币相比，更无法与巴菲特捐出的440亿美元，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的580亿美元相提并论。但这两者的社会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尔?盖茨与巴菲特都生活在一个由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亨利?福特等富翁缔造成慈善传统的美国，它们成为了改进美国社会的*重要的力量。
而曹德旺面对的不仅是中国传统低调、封闭和保守的慈善观，还要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物欲横流以及对贫病的冷漠，更要面对一个由贫富差距带来的不信任感。即使已是大陆*富有的人物之一，曹德旺却多少为自己的身份而不安。他开始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农民出身，三代信佛，身价40亿，福建富翁的前三甲，《胡润百富榜》第56位，儿子对接班没什么兴趣……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难题，他突然萌生了捐出大部分**的念头。
“新中国分上下三十年，毛泽东时代一无所有，邓小平时代，努力在解决贫穷问题。但改革开放没有修改宪法，所以，按照社会主义中国定下的法律，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犯法的，所有人都有原罪，我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有原罪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宪法不承认私人财产。改革开放我们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有多少是关注弱势群体的?”
他一直期待自己的言行能够激起更广泛的响应，他说：“慈善实际是对社会**的一种调节，别人不做的我来做”。他甚至认为：“企业间的竞争，*后决胜负的关键往往掌握在品德手上”。*重要的是，他希望把自己的基金会变成一股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作为一名商人，他知道杠杆效应是*重要的特质，知道如何让一笔*发挥出*大价值。
“这个事情，我准备自己来办，已经跟国内外同行商量如何管理这笔基金会了，原来是想把基金会保值增值这一块，让投行来帮我做，救死扶伤的任务，交给老干部来做，”他仍保持了商人式的精打细算。
商业世界与现实中的曹德旺是双重角色，你又会发觉他待人和蔼可亲——他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走进办公室，迎门就是一方巨大《金刚经》书模，跟一尊半人高的观音菩萨木质塑像。
采访中，他很多用语都来自佛教。“作为佛教徒，按照佛家思想，施舍不应该宣扬。在佛教思想里，有无相布施，即不存求报，这种三轮体空无相而施的功德，才是*大功德。但为了求得自身福祉而布施，就叫有相布施，属有限的功德……”
说：“我宣传了就没了功德，但我这次为了推动慈善这个事业，连功德都可以不要了”。
事实上，在闽商中，他一直都拥有慷慨的形象。为灾区扶助、修建学校、福利院、公路、在多所大学设立奖学金……这些年来，他捐出了差不多几亿元。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上，他以捐资1。46亿元位居第14位，他是连续5年上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汶川地震，他先后捐出2000多万元。
“我不知道自己具体捐了多少，但*都是自己的，没用股东一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