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矛盾与迷茫

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中国在**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得以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和雷区，各种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

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甚至出现了“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两种针锋相对的判断。

对经济学家张维迎来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他都难以认同，因为它们的本质和内核是一样的：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更准确地说，它们都“过于迷信**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过于迷信**家的**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过于迷信**，不相信自由。”

张维迎决定将过去数年里所做的访谈结集为《什么改变中国》一书，帮助理性思考中国过去的改革历程和未来应该选择的改革方向。

在他看来，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目前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于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更好的法*社会和****。

张维迎一直是个不缺乏争议的人物。从1983年因为发表《为*正名》挨批，到将价格改革和企业家视为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再到近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官员**、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学术改革，他的言论背后的思想路径，其实都不难找到上述主张的痕迹。

张维迎认同采用渐进的、平稳的方法来实现改革、转轨与发展，好比“我们要修路，但是得留出一边的老路可以走，你不能同时把全部路段砍断等修好了再走”。但他更为强调的是改革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定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

如今回*，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

而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方向和目标“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问题”。只有健全法制，**产权、****，**的行为才能规范，市场秩序才能建立，企业家才能获得发展的安全感、创新的动力与成长的恒心，人们才能实现有尊严地生活、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因此，张维迎认为自己研究重点与学术观点的变迁，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张维迎情有独钟的企业家研究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研究的逻辑与思路。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因此他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在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上激发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为此特别打过一个比方：企业家和中国丰厚的劳动力资源都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不过“企业家是1，后边跟的0越多，力量就越大，但是没有前面这个1的话，这些0就是没有用的”。

数据显示，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更有意思的是，**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张维迎一再强调，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主要是制造业与商业贸易；第二次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重点在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第三次企业家浪潮则发生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他们是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但是，张维迎指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中国企业家，在市场风险和商业风险之外，还要冒很大的体制风险。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中国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因此，张维迎大声疾呼，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是新时代的英雄，“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先要做到不歧视它”。

张维迎认为，当前存在不少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民营企业家群体被妖魔化，在宏观调整中受到损失。这当中有一种无奈与荒诞：民营化本身造就了民营化的障碍。过去发生的民营化并不是因为**想要民营化，也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信奉民营化，而是因为一些国有企业本身难以维持，成为**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