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和李经纬：他们心里都有一座“哀牢山”

七年前，去云南红河州的弥勒县参加一个财经杂志的年会，归程且行且游，进玉溪境内，有友人邀约到一大湖边吃湖鱼*锅。此湖出于大山之间，飘渺旷远，据说极神秘，因事涉军事，在很多年的全国地图中竟未标出。友人遥指湖畔一峻岭说：“这就是哀牢山，褚时健在那里种橙子，不久前王石刚刚上山探望，吴君愿否一访？”

我在做企业史研究时，曾遍阅有关褚氏的种种报道，并专门写过一篇案例解读。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人物，他以十七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累积创利税达800亿元以上，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可是，到1996年却因贪获罪，据检察系统的侦察，褚时健贪污金额为700万元左右，在当年，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按律难逃死罪。

事发之后，褚时健试图通过云南边陲河口边关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随着案情侦查深入，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狱中**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褚时健受审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时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帐，红塔每给国家**14万元利税，褚自己只拿到1元*的回报，“一个为民族工业做出如此*大贡献的企业家，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歌！”在1998年初的北京**上，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一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两千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用*早做出这一举动的王石的话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记者刘建强记录了一个传闻，“保外就医后，**给褚时健立了一个账户，里面存了几十万元*，作为看病费用。没过多长时间，账户里的*变成了几**，都不知道是谁存进去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

当年褚时健与老妻两人*上哀牢山，并没有想过“褚橙”的商业模式，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电子商务，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亦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出了一个*大的悲剧性效果。

我由此联想起另外一位企业家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