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成都平原的茶叶消费与茶马贸易

由于临近四川盆地的茶叶产地，宋代的成都人饮茶的风气甚浓，饮茶与美食餐饮、游乐活动紧密相联。夫禧年间，成都每年月末官府开西楼亭榭供游人游览参观，园中“酒垆、花市、茶坊、食肆过于蚕市”，这样的游园活动显然受到了成都百姓的喜爱，文献记载，西楼的游园后来竟至二月初开园、逾月乃止。饮茶的风靡大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与贸易。

宋代成都人饮茶以本地茶叶的消费为*大。北宋范镇在《东斋纪事》中记述了川峡四路地区的茶产地，分别位于雅州、蜀州、邛州、嘉州、彭州、汉州、绵州与利州，1393与陆羽《茶经》中记述的产茶地大致相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的成都府由于不具备茶叶生长的环境，缺少**茶场，其茶叶消费大多来自于平原周边山区的蜀州、彭州、邛州以及永康军等地。这些地区的茶叶有不同的品种，“彭州……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饼小而布芽嫩，如出六花者尤妙。”[叫“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上也。”彭州茶为饼茶，茶饼小，并以嫩芽制成者*佳，蜀州茶为散茶，茶叶形态各异、颇受人们喜爱。此外，邛州茶在普通的饼茶之外还有专门的“*番饼”，茶饼大而甘中带苦，“每饼重四十量，人西番、党项”，是大量输出四川盆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种类。除了彭州的小茶饼、蜀州的散茶，雅州的蒙顶茶也受到了文人的推崇，文同在《谢人寄蒙顶茶》中以“十分调雪粉，一啜咽去津”的诗句表现出了对蒙顶新茶的赞赏与喜爱。外地的茶叶也输人了成都平原，在成都旅居的陆游在《饭罢碾茶戏书》中写道：“江风吹雨暗衡门，手碾新茶破睡昏。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说明闽浙地区的龙团小饼也销售到了成都地区。

成都平原周边茶场的茶叶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㈣彭州堋口茶场**便有6万斤的茶叶人库记录，*大的茶叶产量滋生了繁荣的茶叶贸易，嘉祐四年0059年)前，四川没有实行榷茶制度，“**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出其境”，在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周边的茶叶品种丰富，“民间采茶，凡有四色，芽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茶叶包买商则活跃于各地茶场，贩运茶叶于各城市、城镇间。

自熙宁七年〔1074年〉，为满足边地少数民族的饮茶需求，以茶叶换取战马，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马司，成都成为“据陆川之会，茶商为多”的贸易城市，不但是茶叶流转的中继站，并自此成为了茶马贸易的重要汇集地。在其后长期的茶马贸易中，川茶不仅用于购买战马，还用于交换羁縻马，起到了安抚边地少数民族、维护稳定的作用。此外，四川地区在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早的纸币“交子”，也与茶叶贸易有着紧密的关系，苏辙曾有如此记述：“蜀中旧使交子，惟茶山交易*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九百以上。”交子与*引的使用对于成都商业的促进，不仅在于当其币值稳定时，它是便于赍持转易的货币，而且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和长途商品贩卖，它是**优势的流通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