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有多快？

随着2014年结束，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将继续面临强劲的逆风，至少与前几十年相比是如此。2015年，决策者将制定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他们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可以预期中国增长得多快。

在制定一国GDP目标时，*先要明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即假设内部和外部条件有利、未来增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不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快扩张速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要么来自技术创新，要么来自产业升级(将产能重新配置给更高附加值的新部门)。

但位于创新**的发达国家处于劣势。要想从***中获益，它们就必须*****。相反，发展中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模仿、进口、综合和许可实现技术进步。

要计算中国在经历了35年****的经济增长之后还剩下多少后发优势，我们需要考察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考察这一差距的*佳办法是比较经购买力平价(PPP)调整的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差距越大，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也就越大。

2008 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这一差距大致相当于1951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日本平均年增长率为9.2%。这一差距也大致等于1977年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韩国年增长率为7.6%。1967年的新加坡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也有类似差距—— 此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率。由此外推，在2008年后的20年里，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应在8%左右。

但潜在增长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是否可以实现取决于国内条件和**环境。为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必须深化改革，消除经济中残留的扭曲。与此同时，**应该更主动地克服市场失灵——如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这些失灵是伴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中国有潜力通过内需——不仅是家庭消费——保持强劲增长。中国不缺少投资机会，有充分的产业升级空间和足够的潜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住房和环境管理。

此外，中国的投资资源十分丰富。**和地方**债务总和还不到GDP的50%——以**标准衡量属于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储蓄相当于GDP的近 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即使面临相对不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可以在短期内依靠投资**就业;而随着就业岗位数量的增加，消费也会水涨船高。

但是，外部情景会更加令人沮丧。尽管发达国家当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行了强力干预，启动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但很多发达国家的结构缺陷仍没有解决。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欧洲央行[微博]正在步美国和日本的后尘试图用量化宽松提振需求。

美国的就业正在增加，但劳动力参与率仍然不高，经济也没有达到衰退后反弹通常可以达到的6%~7%。美国、欧洲和日本可能将经历持续的低迷表现，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

结果，中国的增长可能会低于每年8%的潜在增长率。决策者在为下一个五年制定规划时应该将增长目标定在7%~7.5%，在此范围内根据**气候变化调整。这一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就业、降低金融风险、实现2020年收入翻番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