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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交完2014年答卷的易纲，将**掌舵5年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管局”)吗？
外媒报道，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简称“中投”)副总经理范一飞或将接替易纲出任外管局局长。
一位了解易纲的人士称，要以中国央行[微博]口径为准。截止发稿，官方尚保持缄默。
其实，易纲已是外管局史上任职时间*长的一位局长了。这五年，他**下的外管局之外汇管理方式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范一飞可能会去央行，因其目前有一副行长空位，但是否接棒易纲尚无明确消息。”1月13日，一位中投接近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身高1.8米，肤黑体健，能力很强的范可能是人选之一。”
那么，易纲去还是留？他交出怎样一份外汇管理及运营成绩单？这一切暂时还是谜。
而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几乎冲顶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简称“外储”)亦随之“点刹车”，现缩至3.84万亿美元；此时的它亦迎来了新使命。
外管局这五年
已经揭开谜底的是——易纲执掌下的外管局这五年之变化。
那年夏天，易纲2009年8月接手外管局时的外储规模是2.2万亿美元。这年冬天，他可能离开外管局时的外储额是3.84万亿美元。2014年6月，此数曾冲高至3.99万亿美元。
其时的人民币汇率是6.83，彼时为6.11。
刚刚过去的2014年，虽然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全年累计跌2.3%，出现五年来的*次年度下跌，但相对欧元等非美货币已然升值了。
易纲一如既往的自信。按照他的话说，2014年以来，美元是****强货币，人民币是第二强，而且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
但这并不是*大的变化，关键在于汇率市场化导向趋于明显。自2014年3月波幅扩大至2%以来，弹性加大，且双向浮动。如2014年伊始，人民币兑美元差点破6，冲至6.06元，四五月份曾跌至6.25元，9月份人民币又升为6.1元；去年底又落至6.2015元。
**收支方面，已然**双顺差，渐呈平衡。也许是天时地利，因为自2015年起，外管局按照新标准编制和公布平衡表。照此新规，经常账户顺差时，资本和金融账户必然逆差。事实上，2014年第二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2亿美元，再现逆差；而中国的**收支从“双顺差”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新格局——这在未来将是常态。
外储管理方面，也是步入了2.0投资时代——即投资主体、运作模式、资产结构、战略投向等呈现多元化特点。
虽然无从得知2014年的外储投资收益率情况，但纵观这几年的表现，其大致情况是：2005年到2013年，中国平均对外投资收益率是3.3%，和主要发达国家回报水平相仿。
这其中，不得不提及的是，外管局在2009年提出的“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2009年亦是易纲履新*年。或基于这样的变化，外管局今非昔比。
从这一年开始，外管局共取消27项行政审批。资本项下行政许可项目从2009年的59个子项减至20个子项，降幅近70%。事前监管方式显著下降。
如此简政放权举措，令市场主体受惠，这关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如：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后，每年可减少企业到外管局购付汇审批约5000次，企业单笔平均收、付汇时间分别缩短70%和85%，投入的人力资源减少了三分之一，每年可为企业节省人工、交通等费用近48亿元人民币。
不妨看数据说话。近年外管局总局宣布废止和失效规范性文件超过700件，削减幅度超过六成；分局宣布失效或废止规范性文件2万余件，仅保留180余件。
而2009年之前，外汇管理共有31个业务系统。目前，外汇管理业务系统已整合为3个平台上的多个应用系统，银行端和企业端的外汇业务系统分别下降到4个和3个。外管局制定了数据采集的统一标准，实现了对**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管理数据的一次性采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一年，企业和个人涉外收入和境内收入相关申报业务中，近40%通过互联网完成。同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外管局可从几十万家涉外企业中监测分析出异常交易情况，为现场核查、检查提供数据和线索支撑。
也许早有先见之明，易纲2014年10月在《中国金融》上发表署名文章《外汇管理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肯定外管局上述改革举措，简政放权先行一步。某种程度上，似乎也是对自己执掌五年来的总结。
1月14日，外管局发布《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截至2014年12月31日)》，更新后的《目录》共收录截至去年底发布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259件。政策透明度较高。
“简政放权”无疑是易纲任职期间的*显性标签。但其悖论是，在有的外管局人士看来“似乎局里的话语权越来越小了”。如此微词，亦昭示易纲的不易。目前体制下，让渡部门利益并非易事。各大部委少有试行者。
“还是***在任的那几年，外管局比较强势。”外管局内部人士笑言。但这个比较可能不太恰当。按照招商证券*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的话说，重点是外管局这几年逐步在减弱自己的权力。可这样不见得所有人都欢迎。
如果回眸历任外管局局长，如李福祥(1998年—2000年)、吴晓灵(2000年—2001年)、***(2001年—2005年)、胡晓炼(2005年—2009)年，会发现易纲的任职时间*长。这是否昭示中央对易纲的充分信任呢？
易纲去留之间
不过，世事无常，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需要怎样一种汇改进程？美元指数已冲至92，人民币安否？何种外储创新模式？均有待商榷。
也许在易纲打下的“**收支新格局、人民币双向波动、数据采集标准统一、完善法规体系”基础上，需要一种新思路？于是，范一飞似乎成为人选之一？“范一般在上海办公，很少来中投。年轻有为，给人感觉很精神、能力很强的样子。”上述中投接近人士说。
范是否接棒易纲，截止发稿时，尚无定论。但这不影响业界对易的观点理论梳理。
如果搜索易纲的过往言论，会发现他较认同自由市场理论。
在易纲看来，在当前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存在持续上升压力。
他认为，中国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世界。只要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资产存在升值或套利的机会、劳动相对便宜，市场力量就会自发地进行调整。而释放这种压力的主要渠道有两个：一是物价上涨，二是名义汇率升值。涨价和升值都能解决不均衡问题。
易纲曾表示人民币是否升值由市场决定。而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升值超过30%。
其实，这位央行系统内的**位海归，也曾有过在北京顺义县插队的青葱岁月。1976年的他才刚刚18岁。
只是，近四十年后的今天，除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的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新角色——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市场传闻，届时易纲将专职中财办副主任。而作为经济安全重要议题的外汇储备管理在2014年被纳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之视线中。足见特殊时期外储运营的特殊。
事实上，在易纲看来，中国外储规模较大，美国国债市场是个重要的市场。买进和卖出美国国债，是投资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安全、流动、增值”是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三大原则。“外汇储备绝不是超级散户。”外管局相关人士曾解释，外储管理*重要的是配置好资产。在资产种类配置上分散风险，既有政府类、机构类、**组织类投资产品，也有公司类、基金类等资产；在货币层次上，既持有美元、欧元、日元等传统主要货币，也持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等，形成一个分散的组合。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的一个人物是朱长虹[微博]。
朱在外管局的四年任职不啻是中国政府用市场化手段运营外储的一次创新。2010年2月至2014年1月，朱长虹辞去全球*大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职务，出任外管局中国外汇业务中心的*席投资官。朱辞职的原因和去向并无官方明确说法，但有说法称，朱长虹在2012年、2013年的操盘业绩也许并不尽如人意。朱之后，中国*席投资官再无第二人。
迄今为止，中国外储规模约3.84万亿美元。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逐渐淡出市场干预，外储流量亦随之停止增长。目前外储持有美国国债1.27亿美元，而当前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始终徘徊于2.0%-3.0%的水平。
据美国财政部的**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2014年10月中国大幅减持美债136亿美元，持美债量创2013年2月新低。
如果说这也许不足以说明什么的话，那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话或许暗示了新常态下，中国外储的新任务是什么。
外储新任务
“我们的外汇储备量太大，如果光买其他国家的国债，年底只能赚少许利息，还不如配合运用，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改善民生。”李克强在2014年12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
李克强说，中国今天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要从过去生产消费品的“世界工厂”，升级为向世界提供先进装备的重要基地。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1月9日的2015年央行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完善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同一天的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亦表示，2014年外管局创新完善外储经营管理，提高服务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任务。该会议还明确2015年要不断创新完善外储经营管理和运用。
“完善大规模”外储经营管理是个新鲜的说法。让人联想颇多。
如谢亚轩所言，目前国内外形势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图加强运用外储，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消化过剩国内产能，并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快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和投资增长的依赖性较强。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高达7300亿美元。但资金成为制约那些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
于是，总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应运而生。*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目前初定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于外汇储备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三家机构，其中外汇储备出资占比65%，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投公司各出资占比15%，国家开发银行出资占比5%。
巨额外储无疑是“一带一路”战略背后的坚实基础。
不过，“只能是安全边际上，拿出一小部分外储，作为诸如丝路基金的初始资金，同时进一步带动人民币**化。可能也是时候这样做。”谢亚轩说。
此时，美元指数已冲至92，已逐月缩水的巨额外储无论对易纲、抑或接棒者来说，如何摆布外储资产，都是巨大考验。去年6月、9月、12月的外储规模分别是3.99、3.89、3.84万亿美元。
而这波新兴市场危机*坏的时刻还没到来，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等或纷至沓来，届时，中国外储如何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