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枚硬币到李嘉诚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个重要论点：人以自利为出发点对社会贡献，要比意图改善社会的人的贡献大。这样的“自利”或者说“自私”就有几分可爱了。因为如此，“自利”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自己的“利”和别人的“利”加起来，社会总净值必然会增加，国家自然富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不患寡”，就是不怕社会积弱;“患不均”，就是怕别人比自己好。别人好了，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好，虽然这样做我也没利。“内耗”的结果是没有“利”的我和没有“利”的别人组成了一个平均型的“寡”的会。 用社会总净值衡量，也能说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为什么可恶。制假货造成的资源和人国成本的浪费，*终造成的是社会总净值的减少。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削弱国国。一部分藉此先富起来的人和其他被剥夺了**的人组成的是一个不均型的“寡”的社会。

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李嘉诚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一种理财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只要社会总斗争值增加了，自己损失一点也不算什么;相反，如果社会总净值减少了，自己即使收获了一定的财利也是损失。 不要小觑了着眼社会总净值的思维方式，这是关系到国家富强的大问题。

李嘉诚的境界是富国的境界。他的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异质，也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异质，值得我们好好揣摩。霍布斯说：**就是权力。但获得或承继大宗财产的人，未必就获得或承继了民政上或军政上的**权力。他的财产，也许可以提供他一种获得**的手段，但单有财产未必就能给他**。可是李嘉诚跨越了狭隘的“富”，从而才有了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国富才是大富的富裕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