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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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但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义无反顾地甩掉了北大这个包袱，开始相信商业的力量。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到了医院，对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俞敏洪创业致富故事，创业者成事，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2000～2004年，是新东方*困难的时期，俞敏洪备受煎熬。他要完成从一个老师到一个企业家的转变，并将一班聚义兄弟变成一个管理团队。“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此时，外部打击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签证大幅减少，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极大影响;接着是“**”袭击，停课四个月，新东方损失过亿元。此外，还有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对新东方偷题的诉讼，新东方为此赔付了600多万元。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争外斗中，俞敏洪扮演了一个“刘备”的角色。他自己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俞敏洪用这种灵活的、甚至靠感觉的管理方式，在新东方内外上下腾挪。外界也因此评价俞敏洪不懂管理。“我这个人比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走向**。这是新东方没有**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刘备”的高明之处，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每一次预谋都能达到目标。无论是新东方的股份制构建，还是企业家族色彩的淡化。
新东方不缺*，也无须圈*。为什么还要上市?真实原因之一是上述问题的延续。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俞敏洪坦言:“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上市一年多来，新东方改变了许多。新东方严格按照美国上市公司的要求进行内部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比如建立了员工投诉信箱、客户投诉信箱等。然而，“做教育”和上市的冲突也凸显出来。“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要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在于它的教学质量，并不在于每年学生增加了多少。”这就是矛盾，而且还难以平衡。“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
其实，当初对于是否上市，俞敏洪一直都很矛盾。一方面，他想规范企业，变身“贵族”;另一方面，他也担忧自由散漫惯了的“痞子”们，怎么受得了约束。“上市之后，我的状态也一直不太对，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状态。我其实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但现在为了别人的利益，必须要去做很多事情，自己的空间越来越小。”个人**主义是他舍不下的情结。新东方成长至今，靠的就是这些老师一张张敢说的大嘴。现在成了美国上市公司，成了正规军，学会闭嘴后的俞敏洪不再迷人。新东方的传奇色彩也逐渐淡化，变成了冷冰冰的上市公司。
采访中，老俞回答问题滴水不漏，谨慎小心，已不是那个曾经无所畏惧的“痞子”创业者。他身上那件写着“CUBA”字样的T恤，也许是他真性情的唯**露。现在的俞敏洪，成了守业者。而且，他必须成为一个守业者。上市能否实现新东方的救赎?还有待时间检验。那个曾经富有痞子精神的俞敏洪已开始远去。也许这就是宿命。
俞敏洪创业致富故事，俞敏洪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记者以为，俞敏洪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传奇的个案，而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挣扎与抗争。俞敏洪的“北大血统”，与他这个平民**形象形成的一种反差，也颇让人回味。
新东方的成功，打造了俞敏洪**。许多人称他为“留学教父”、“教师*富”。但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一句话却颇有意味:“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特别是这个痞子精神，概括得尤为精到。冯仑写了一本书《野蛮成长》，*近卖得很火。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状态，他的描述是:“其实我更喜欢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的成长，恣意的蔓延，霸气的扩张，好不快慰!”其实，这种疯狂成长的背后，是被压抑的**和喷涌的生命力。这种压抑之后的喷涌常常表现出一种痞子精神，一种无知无畏，不瞻前顾后，绝地求生的勇气和意志力;一种绝望后的放松，一无所有时的释然。俞敏洪的创业史，新东方的成长史，这种痞子精神充盈其间。但是，俞敏洪毕竟是北大高才生、北大教师，怎么也算个三流文人。所以，俞敏洪的“痞”不同于街头混混的低俗，不同于那种装着看透世界，自以为是的市井痞子，不同于那种没有是非原则的暴发户。他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我们姑且称之为“雅痞”。“京城名痞”王朔说，“痞子坦荡荡，老师常戚戚。”不管怎样，教师、痞子和商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就这样被搅和在了一起。一代“雅痞”真实地体现在俞敏洪，以及那一代下海的知识分子身上。
俞敏洪对北大的感情是深厚的，更准确地说是复杂。俞敏洪曾经被北大边缘化，甚至被踢了出来，但他没有逃离，他把新东方这个当今中国*有名的私立教育机构办在了中国*优秀的公立大学旁边，两相对峙，相互提醒，隐隐地，让人感觉有些讽刺意味。如今，俞敏洪成功了，北大也经常请他去作演讲。
新东方的成功也是对时代的一种反讽。新东方的培训是靠非理性的出国热、英语学习热和应试教育(英语四、六级考试)发家的。徐小平自己都说，新东方上市意味着中国教育的失败。其实，反讽的还不仅仅是应试教育，而是国人在打开国门后对西方的非理性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