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七环上的垃圾生意

这个天然的垃圾场并不在北京市环卫系统的监控之内，承包者向村里交一定的费用之后，就可以做垃圾回收处理的买卖。

从小张湾村继续向西两公里，在一片树林的遮挡中，从去年刚开始经营的一个规模更大的野垃圾场，正在重复着小张湾垃圾场的发展路径。

目前这个野垃圾场内，对污泥、粪便、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是来者不拒，无法分拣的直接倾倒到坑里，根据车的大小，向倾倒者收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费用。可供分拣的垃圾，则根据种类，从南向北划分为木材、泡沫、金属、生活垃圾等不同的区域，由专门的垃圾分拣者进行分类整理。剩下的残余物则用铲车一起推到**的坑里。

据一位来自河南信阳的垃圾经营户介绍，他们去年2月份刚从其他垃圾场转过来，在这里捡垃圾的大多是信阳老乡，“管理肯定都是他们当地人，他们从村里把废坑租下来之后，再分包给我们”。

作品展出后，王久良曾对拍摄过的垃圾堆进行了回访。有50%的垃圾堆已经被**清理，有部分在清理后又开始倾倒，有30%的垃圾堆依然未得到任何改变和处理。

与以往因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垃圾围城不同，此次的垃圾七环的形成，更多是在利益驱动下的主动行为。据王久良粗略统计，其走访过的野垃圾场中，租赁经营形式的占1/3还多。

不过对于垃圾二次围城的说法，北京市**参事、**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并不认可。在其看来，北京真正遭遇垃圾围城是上世纪80年代。根据当时两次航拍的结果，在四环路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现在的垃圾堆数量、密集程度，都不能和当时相比。说垃圾二次围城，不科学。”王维平说。

如何淘金

寻找足够容量的深坑是经营野垃圾场的**步。据小张湾村村民介绍，这里原本都是平原，哪有什么深坑，还不都是抽沙抽的。在*高峰的时候，曾有3台抽沙机不停在现在垃圾场位置抽沙，*终形成了一个近300亩的大坑。

卖完沙之后，开始进入了回收垃圾回填环节。想承包废坑回收垃圾，必须获得当地村里的支持。据小张湾村村民介绍，村里的四个垃圾坑，都归村委会一王姓负责人主管，承包者为本村一刘姓村民，“前几年都是外地人来承包，有几个河南、四川的**在附近的村承包，都挣了几十万。”

野垃圾场的形成大多循着“卖沙-形成深坑-出租-回收垃圾”的链条演变。相对于**垃圾场防尘、防渗漏、防污染等众多的处理措施，野垃圾场直接填埋的方式，成本要低不少。不过，承包大坑回收垃圾，**不在倒垃圾本身，更大的油水还在废品回收。

垃圾场经营者会根据垃圾含金量决定收费多少，据王久良介绍，“你车里要有很多好东西，不但不收你*，还可能倒贴你*，完全看这些垃圾值不值*。”一些高档小区，则有人定点承包，“这些小区的垃圾含金量高，根本进不了环卫系统，像六里屯、使馆区、酒吧街等地方的，都被人直接拉走了。”

进入垃圾场之后，再由垃圾场承包者和拾荒者进行分成。王久良在前期调查中发现，包场的**可能挣得多一点，“一般都是三七开，捡的东西卖100块*，给**70，拾荒者拿30。”

从媒体报道来看，这种野垃圾场的经营模式，从2007年即已在北京的郊区出现。位于昌平区沙河镇西二村曾以每年250元-2500元不等的价格出租土地给本村村民和外地人，近千亩土地被划分为10多个垃圾场后，土地承包者再以每车20-60元不等的价格，向倾倒垃圾者收取费用。

垃圾分类待解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附近的劲松一区垃圾清理站内，设有专门的餐厨垃圾箱，虽然这是附近几个垃圾清运站中，唯一的餐厨垃圾回收点，不过每天送过来的餐厨垃圾并不多。

据该清理站内的工作人员介绍，大饭店的餐厨垃圾根本不会往这边送，有专人上门去收;附近几个小区里，虽然设有垃圾分类箱，标有“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等标志，但大多是混着丢，“*终都归到了其他垃圾里，餐厨垃圾顶多是附近的几个小饭店送过来一些。”

这些油水丰厚的餐厨垃圾，是垃圾回收者眼中的香饽饽。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就有一处处置餐厨垃圾的非法填埋场，收购者从城里运回泔水，筛选出能喂猪的材料后，其余的就直接倾倒在了填埋场。

垃圾分类曾被认为是垃圾减量化的前提，不过这一倡导多年的行为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即便是在北京一些较早推行垃圾分类示范的小区里，源头的垃圾分类效果也并不理想。

据上述垃圾清理站内的工作人员介绍，除了餐厨垃圾外，社区垃圾清理站里像塑料、纸张、金属等可回收的垃圾数量也少得可怜。虽然居民并未在源头实现垃圾分类，但在运送到垃圾清理站之前，已经历了拾荒大军们的数次分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