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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老板，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却常常以人口问题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他不仅长期关注中国的生育政策，还身体力行在公司内通过无息贷款等方式鼓励员工生育二孩。
2016年，中国正式告别以一胎化为主体的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孩，但梁建章的思考和呼吁并未停止。
政府可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
北京晚报：早在您2007年赴美深造时，研究领域中就涉及了人口和中国劳动力市场，您为什么会研究这个问题？
梁建章：四五年前我开始研究创新创业，发现劳动力市场、人口结构和创新创业是有关系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研究过程中，我意识到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问题。当时的数据不是很全，我就自己去找了很多数据，又和国内的一些学者进行讨论，发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并不敏感。经过进一步地调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对经济影响很大，非常需要有人去呼吁；我自己资源多一点，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当然，那时候时间也比较空闲。
回到携程之后，花在这方面的时间不多了；不过最近政策发生了变化，我大概会有10%至20%的时间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这几年赞成我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政策出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过，对于怎么鼓励生育，大部分人还没有转过来，但我觉得也快了，再过几年，肯定是要鼓励（生育）的。
北京晚报：公众对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普遍表示支持，但同时也担心，提倡生育二孩会给女性就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大公司的领导者，您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梁建章：所以说，提倡不能仅仅是口头上的提倡，要有实际的福利。如果这些福利从国家财政直接发到家庭或者妇女手里，不给企业增加额外的负担，影响就会小。比如延长产假，应该从生育社保里面出成本；国家提供充足的幼儿园、托儿所服务，减少企业的负担这些做好了以后，才能把政策变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降到最低的程度。
北京晚报：但货币化的补贴也很难弥补这种劣势。
梁建章：如果仅仅是一般的工作，可以通过延长产假，由政府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来解决。如果政府能够涵盖产假延长的成本，既能给企业减压，也能降低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员工的歧视。另一个措施，是对父亲和母亲实行同等的产假。如果是高层职位，一两年的中断确实会有影响。这些人可以找一个能承担更多家务的伴侣当然跟传统观念不太一样，但观念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研究过，像北欧的一些国家，女性地位很高，生育率也很高。一方面，政府确实提供了很好的福利，补助多，产假长，教育也很方便。另一方面，就是观念的变化：女性比较独立，在生育方面是以我为主，她可以自己养育孩子，也可以有一个男朋友（可能不一定是老公）来帮她。女性作为主导的家庭形式也比较普遍，而男性对这样一种关系也比较接受。
相比男性，女性成熟得更早，寿命更长。所以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安排，让人们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比如我以前提过，女孩子可以上学早一点，素质好的多跳级；退休方面也没必要歧视女性，要求她早退休。这样在就业方面还是可以达到基本平衡的。
独立抚养孩子的女性，应公平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北京晚报：您曾经提出应当保障非婚生育的权利，但我们现行的政策和主流社会观点，对非婚生育都不提倡，这个矛盾您怎么看？
梁建章：我并不是提倡非婚生育，而是认为应当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不应该对未婚妈妈进行处罚。
我国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是由于非婚生子不受法律支持，如果未婚妈妈（或单身母亲）在职，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手术等费用也不能报销。未婚妈妈或者离异后生育的女性，因为没有结婚证，没办法给孩子上户口，或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后才能上。
实际上，未婚妈妈要独自承担孩子的养育，本身就很困难了，这是一个弱势群体；如果再对她们进行处罚，会使她们的处境更加困难，可能导致堕胎或遗弃婴儿的现象增多。对非婚生育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实质上是要求生育子女必须以婚姻为前提，即剥夺了非婚者的生育权。而随着女性教育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并不走进婚姻，各国的结婚率都在逐年降低。日本近几年的结婚率已降到70%，中国大城市里的剩女也越来越多。前面提到北欧国家的女性维持了较高的生育率，但她们结婚率比日本还低。两地已婚女性的生育率没有太大差异，差异主要是婚外生育状况不同。在北欧国家，大约有40%至60%的孩子来自婚姻以外，日本只有2%。
二孩配套，最迫切的是解决入学问题
北京晚报：从国家政策上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大家对配套政策也进行了很多讨论，在您看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是什么？
梁建章：最迫切的是把孩子的入学问题解决掉，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满足常住人口的入托、入学的需求。
现在人们不敢生育二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太高，孩子入托、入幼、入学困难。重物轻人的城市化，让不少到了婚育年龄的年轻人，面临着要么离开城市、要么让孩子回乡成为留守儿童的两难选择。不少人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养育小孩。大城市的房价、租金本来就很高，如果他们能够在你的城市里付租金、买房子，能够在这儿工作、生活、交税，那就应该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
实际上，城市也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看护和教育孩子的资源。这不光是一个生育的问题，还涉及到人力资本投入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却严重不足；而这恰恰是现在中国最值得去投入的方面尤其是现在正好处于产能过剩，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投入教育是个很合适的时机。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很多研究显示，学前教育有极高的回报价值。但我们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整体不足，甚至本地户籍的人口看护孩子也面临困难。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幼儿园的建设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小孩子生出来，到需要幼儿园的时候还有几年，如果现在赶快规划建设，完全来得及；小学的建设难一点，但同时它的提前期也更长。
下一步，再过一两年，政策对生育完全放开之后，确实可以去研究福利的提升；也就是说，先把教育的福利坐实了，接下来才是经济上的补贴、减税这些福利。
抑制生育意愿的因素正在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晚报：您认为像减税和货币补贴等生育福利，哪些更适合未来我国的实际情况呢？
梁建章：美国主要是减税，其他国家直接发的比较多，我认为减税比较好减所得税或者减社保，这样比较公平。因为你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未来对社保肯定是有贡献的，所以现在可以让你少缴一点。
我们的社保和所得税，再加上企业那部分，大约占收入的20%至30%，免掉个人部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减轻这方面的负担能够让更多的人生二孩，那对未来的社保会有帮助。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社保，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
社保的亏空是对未来的预测，也就是随着老龄化增加，工作人口减少会出现的情况；所以现在国家的财力、社保的情况还允许我们做这样的减税。目前，老龄化还只是刚开始，财政上还可以承担生育补贴，如果等到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社保出现了实际的不足，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成问题的话，再去鼓励人们多生小孩就来不及了。
现在，一些抑制生育意愿的因素正在形成恶性循环。比如，人们不愿意多生孩子是担心养育成本太高，而根源就在于普遍只有一个孩子的话，人们会把所有希望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养育孩子越来越奢侈，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对平均成本的感受。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进入老龄，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数说
补贴每多出GDP的1%
生育率平均高出0.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欧洲、北美和东亚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相当于GDP的1%到5%，而补贴力度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家庭补贴每多出GDP的1%，生育率平均高出0.1。富裕的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至4%，普遍高于相对贫穷的南欧和东亚国家。与此对应，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近年也从约1.5逐步恢复到2左右，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徘徊在1.5左右，而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生育率则更低，仅1.4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