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需求达5万亿 谁将引爆养老市场?

2014-08-26来源 : 互联网

  >2014年03月18日14:3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谁都知道养老是一个*大的市场,大公司、创业公司和**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但是谁会是真正**这个市场的人?没有什么市场像养老业一样,呈现出*大的需求并与一个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在人口迅速老去的中国,老年市场需求在2010年就已达1万亿元人民币,这一官方数字还表明数字在2050年—我们也老去时—增加至5万亿元。也没有哪个产业在需求面前表现得如此复杂而纠结,目前中国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还不足1000亿元。那些前来瓜分蛋糕的人,似乎并没有真正抓住这个市场。几乎所有的*都涌向了房地产。养老地产被当做一个特殊的门类,成为各大地产商延续**的概念和手段。从远洋地产、融创中国和复星**等本土开发商,到ColumbiaPacific、RelatedCos.和FortressInvestmentGroup等海外地产公司,乃至平安、泰康等保险公司,它们借鉴美国或欧洲的模式,在全国各地拿地,或单*或联手在哈尔滨、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建造了各式各样的老年公寓,价格不菲。“养老本身不会是一项房地产生意。”柯博明(BrommeCole)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房地产公司之所以热衷提出这种概念,是因为这么说能帮它们赚*。”来自美国的柯博明是养老服务咨询公司HamptonHoerterChina的总裁,他其实也是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赶潮的一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柯博明在美国的生意,他在养老行业已经工作了25年,少年时期还曾在台湾度过了几年时光,当他听说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之后,便于2010年正式搬到了北京寻找新商机。与他同时来到中国淘金的还有许多外资养老地产公司,这些公司后来有的成为了柯博明的客户。但近两年来,因为生意无法在中国很好地落地生根,柯博明的一些客户决定离开中国。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2012年,总部在西雅图的房地产公司ColumbiaPacific和上海盛源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办了凯健老年公寓(SeniorLivingL'AmoreKaijian),开业8个月后100张床只被占用了25张。赚不到*,这是房地产公司和外资养老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尽管中国老年人口众多,但并不富裕,以收入水平在全国处于中游的湖南省为例,2013年企业退休人员的平均月退休工资不足1700元。但目前中国的养老地产偏向高端化,比如复星在上海宝山区投资的星堡中环养老社区,每月需缴纳7000元到3万人民币。与此同时,中国也缺乏足够的养老管理人才和服务标准。尽管“太阳城”、“亲和源”这些最早做养老服务的品牌,以及**民政系统下的养老院、福利院中也培养了部分管理人才,但前者的绝对数量少,后者则欠缺服务意识和企业化管理经验。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尝试使用一些更人文的养老住宅管理方法。绿城位于浙江桐乡的乌镇雅园项目以老年大学的形式,鼓励老人每天都走出家门来上课,在增加老人的社会交往的同时,又能学习新的知识,满足他们在精神上和自我价值实现上的需求。而万科的杭州随园嘉树则被规划成大社区建筑群里的一小部分,让老人有社会的存在感和参与感,而不觉自己是被特殊安置的一群。但对于中国地产商来说,赚*是件简单的事,在得到稀缺的土地资源之后,哪个环节都可以赚到*,在养老地产这个细分市场投入研发和创新,并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它们思考更多的还是如何把现有卖房的模式延续到未来,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就无从降低。中国老人需要更优质的服务。在美国,养老服务被细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针对能*立生活的老人,在处理家务上需要一定帮助的老人,以及需要护理服务的体弱老人,每一种需求都有对应的服务提供者。但究竟中国老人需要怎样的服务需求,并没有机构或公司做过很好的研究。柯博明认为,要对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房地产公司并不精于此道。在老年公寓里配套上电影院、康复设施和诊所并不意味着能把长久细致的服务做到位。换句话说,假如这个产业需要创新来驱动,地产商的着眼点和利益关系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是服务创新的引领者。我们还无法断言这个市场的爆发点会出现在哪,但假如把目光放得足够远,你会看到,老年人的定义和群体正在发生改变。根据英特尔的一项调查,延续“老人不富”的窘境,60岁以上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率只有不到5%的低水平,大部分的中国老人从不接触电脑,这让一些已经在日本和美国发展成熟的助老技术难以在中国推广。不过,40至50岁左右的中国人又让英特尔感到中国是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用时间换取优势的市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在年轻一代当中很高,他们在二三十年以后需要养老,需要不同的电子设备,这是未来一个很好的业务发展趋势。”英特尔首席企业责任官杨钟仁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下一代老年人在收入和技术接受能力上的改变,使得一些创新有条件在中国市场有的放矢,但技术公司的加入,让这个市场发生的更根本性的改变在于,针对老年人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在逐步降低。技术大公司、创业公司和**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它们正通过创新尝试改变这一市场的局面。北京朝阳区的嘉里中心是英特尔中国实验室的所在地。与中国民政部合作,为中国的社区养老进行技术顶层设计和制定带有统一标准的指导性养老方案,是这所实验室的其中一项研究项目。“中国在这个领域内没有太多的经验,都是在慢慢摸索。举个简单的例子,居家养老你可能需要餐饮和医疗服务,还有一些医疗设备的共享,那么在一个区域内就要进行整体的规划,以及信息互通。”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经理孙桂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2011年,民政部与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主动联系英特尔,以寻求通过技术来助老的方法。英特尔曾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有一个大型的养老实验室,对养老问题有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波特兰实验室的正式全称是“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OregonCenterforAging&Technology),2004年与英特尔合作成立,目前有120名实验人员,包括10名核心科学家。英特尔之所以尽心投入养老市场,原因在于一直以来英特尔芯片的客户都是针对年轻客户群的电子产品生产商,但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为了避免业务萎缩,英特尔决定开辟新业务。尽管2011年该中心便已脱离了英特尔*立出来,如今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美国联邦**的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但中心与英特尔仍然保持每月一次的联系。日本一个建筑设计团队做的可供500人居住的小房子模型,他们认为共享空间是未来养老社区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是商业机构,但是商业机构可以通过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体、理解生理数据和疾病之间的关系。要想把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中,首先需要通过不断的实验去证明这些技术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证明这项技术可以降低医疗成本。”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行政总监TracyZitzelberger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中心基本研究方法是收集老人们连贯的长期健康数据,然后根据大数据进行分析。一年或半年为人们检查一次身体是目前医疗提供者通行的做法,但中心认为,这样的频率根本不足以让医生清晰了解人们的身体。而且,医生判断疾病的方法是将你的健康数据与其他同龄人进行比较,继而得出结论。但这种方法用在老人身上可能造成严重误差,如果说30岁的年轻人健康情况大致差不多,那么80岁老人的身体条件差距则可以非常大。因此,只有每天连贯记录,并能进行自身前后比较的数据才能准确反映个人身体的真实情况。为了收集足够的数据,从2004年开始,中心在波特兰市的500个老年志愿者家庭中搭建了数据收据平台,把行动传感器安装在志愿者住所的客厅、房间、走廊和大门,其中有100多个家庭中心被连续跟踪了长达7年以上。一些数据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被总结了出来,比如,中心发现,当人脑出现记忆力问题时,人的行动方式也会跟着变化。记忆力开始减退,人的步速就会减缓,出门参加社交活动的频率也会减少以避免尴尬情况的发生,这些是早在老年人认知障碍症的明显症状出现之前就会显露的征兆。“养老市场越来越蓬勃,我知道所有公司都会做市场调查,但是当你要做的产品是针对一个保健市场时,你就需要更丰富的理论证据,需要像我们一样的研究机构。”TracyZitzelberger说。确实如此,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都在试图找出技术助老的方法,英特尔只是其中之一。本田在东京HouseVision展上展出的代步工具2012年,微软启动了一个加速器项目,挑选了11家创业公司,并向每一家公司提供了2万美元资金,以开发基于KinectforWindows的软件。由于Kinect带有红外摄像头和传感器,一些创业者们希望Kinect可以发挥医疗作用,比如一家名为Atlas5D的创业公司的产品能够通过动作预测老人是否患上了中风、关节炎等容易引起摔倒的疾病。同年,IBM在意大利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Bolzano和当地市政规划部门合作实施“SmartPlanet智慧星球”的计划,在一部分老人的家中安装传感器的同时,建立了一个中央数据库,所有通过传感器被监测到的异常状况都会被传送到这个数据处理中心,市政部门便会统一派出医疗人员前往救助。通过这项合作,预计每年将可以为Bolzano节省30%的老年人救助支出。通过这些助老技术产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能由传感器主宰的可量化自我的未来,这也是CES2014体现出的趋势。无论监测的是老人的行动、血压还是心率,此类设备都正在成为创业和投资的新热点。创业公司的加入,不仅让养老产品使用门槛降低,也把它们推向更广泛的人群。部分人对此类智能硬件在老人身上所能产生的效果仍表示怀疑,理由在于老人是否有能力使用这些硬件。但在一些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发达地区,老人对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接受能力并不低。2009年,香港的一次人口普查把银发市场分成了不同的年龄层,其中55岁至64岁的老人被称作“YoungOlds”,他们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超过一半都正在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其他技术设备。可穿戴设备是其中一种正被广泛开发和应用的智能硬件,但是可穿戴式设备遇到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老年人对此的排斥。“可穿戴设备可以做许多事情,但我们会很仔细地考虑,这会不会给长者带来被监视的感受。”香港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梁淑仪对《第一财经周刊》说。香港长者安居协会有一款能够用GPS定位老人位置的设备,刚开始推出时,许多子女为了防止父母迷路都为老人买了一个。但是老人却不领情,他们感到子女像是在无时无刻地检查自己。“老人不是小孩子,他们更有想法。如果服务提供者不考虑感受硬塞给他,结果就是引起老人的反感,扔到一边去不用。所以,足够的教育和家庭沟通很重要,比如劝说老人,我们只是预防你摔跤找不到人来帮助你,而不是让你背着一个追踪器。”梁淑仪说。柯博明也相信技术会在未来成为辅助中国老人养老的方法,他同时相信更多的机会在于一些小型技术公司。Aging2.0是美国一个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帮助、服务的由创意者组织的网站。过去两年,Aging2.0在全球10个国家举办的30多场活动中,接触了超过1000家创业公司后发现,增强老人的*立生活能力、提高健康护理水平的创业项目正快速冒出。美国*立交通网(ITN)创始人KatherineFreund。这一组织旨在为老年人连接志愿驾车者,后者可获得交通积分与一般意义上定义60岁以上才算作老年人不同,Aging2.0把这个外延扩大,认为50岁以上的人便可以成为老年产品创业公司的服务对象。而且,为了能更从容不迫地进入退休生活,这个网站还鼓励人们应该早早地就开始考虑老龄化问题,比如40岁。“当你出生你就开始老了,所有40岁以上的人都该把自己放入这个类别,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早一点适应老年的生活习惯。”Aging2.0的联合创始人StephenJohnsto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但是在中国,专注在养老产业的创业公司并不多。这可能发生在未来,发生在StephenJohnston所说的40岁以上的人身上,美国老年市场上正发生的变化也许能提供一些启发。在美国,一些创业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尽量做到减少侵入性、更简单易用、有效降低医疗成本等,让老人接纳甚至主动寻求技术的帮助。SaferAging是一家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为老人提供传感器服务的公司。这种使用Wi-Fi连接服务器的传感器利用电池供电,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安装完毕。产品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那些*居老人,传感器能够记录老人日常生活作息时间和在屋内的移动路径,一旦发生异常便会通过短信通知登记联络人。“如果有天我妈妈进浴室洗澡,45分钟后都没有出来,大大超出了过往的洗澡时间记录,这可能代表她在浴室滑倒了,滑倒在老年人身上本来就是很高发的。”SaferAging创始人JohnMcKinley说。2011年,McKinley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他90岁的妈妈。老太太*自居住在费城,距离McKinley在弗吉尼亚州的家大约两个小时车程。McKinley还有一个姐姐,但姐姐定居在更远的加州,因此照顾妈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McKinley身上。他的妈妈患有肾病,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一些小细节提醒着McKinley,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立”。这位个性骄傲的老太太非常抗拒离不开人的生活,于是McKinley开始寻找一种既能让自己和姐姐感到安心,同时老太太也能接受的方法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McKinley辞去了“美国在线(AOL)”首席技术官的工作,自资成立了SaferAging,发挥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同合伙人一起设计出了硬件产品和软件界面,他的妈妈也成为了第一位用户。SaferAging的月费从20美元起,而在华盛顿当地,聘请一位普通家庭护工照顾的价格是每小时15美元,而少子化也让*居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因此SaferAging能够以一个更低廉的成本,保障老人*立生活的安全。除了生理机能的退化,抑郁症也是在孤*老人中常见的慢性病。如果一个人的社交圈比较活跃,抑郁症的发病率也能相应降低。而出门不便的老人想要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络,使用社交网络是一个好方法。创业公司SecondLight建立的便是一个针对老人的社交网络。我们的确已经有一个Facebook了,但SecondLight的联合创始人AjayPalSingh认为,对于老人来说,Facebook并不友好—老人们只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过得怎么样,但Facebook噪音太多,有大量老人根本不关心的信息和广告。SecondLight目前还处在Demo阶段,UI经过数次修改之后,字体被放大以照顾视力减退的老人,页面也非常简洁,只保留了家人、活动、清单、看护和个人信息等五个核心功能选项。家人在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更新的照片和视频会被自动抓取显示在SecondLight的平台上。广告并不是SecondLight的**模式,它的收费对象是使用SecondLight的看护。看护可以在SecondLight上进行工作规划,比如预约上门照顾每位老人的时间、老人吃药提醒、编写待完成清单等等。同时,老人和他们的家人也可以在SecondLight上同看护进行沟通,了解老人的最新情况。像SteveEsler一类的老人可能是SaferAging和SecondLight的潜在用户。60岁的SteveEsler一个人住在美国加州的PaloAlto市,他是一位外祖父。但由于女儿一家并不住在加州,加上早年和妻子的离婚使得他和女儿的关系十分疏离,几年来女儿只来看过他两三次。Steve腿脚不便,经常滑倒,而且偏偏每次都倒在离电话很远的地方。有一次滑倒之后,他不得不用力敲打墙壁,把旁边的邻居吵醒后才被匆忙送进了医院。因为长期的孤*、疾病以及与亲人分离,Steve看上去比一般美国人都要老上许多,而且抑郁症严重,自杀这个念头时不时会从他的脑海里冒出来。无论在哪一种文化里,老人都被普遍视作一种负担。他们的知识和学习能力无法跟上时代,消耗社会资源,社会对老人往往持有此类负面印象。而这种观念所导向的结果便是老人被排除在了创造经济价值的体系之外,反而变相促使老人变成了一个依赖性极强的群体,也通常缺乏尊严。但随着受教育人口的增加,一种新的提法是老人也可视作生产力。目前在25个最具竞争力国家中,至少有16个已经属于老龄化前列,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研究认为,老年人比例增加的国家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更高。类似SteveEsler的老年人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类产品降低对社会的依赖,也能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SaferAging至今已经发送了数千条异常短信,摔跤、心脏病等都是常见的异常事件。在降低了社会医疗救助成本的同时,这些老年人也直接为他们所带动的养老产业创造着经济价值,这将大于社会为他们支出的赡养费用。**和NGO组织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都从公共服务和社区建设角度,为老年群体提供了更合理和便利的生活场所。尽管中国对养老产业的政策仍然比较模糊,但一些变化正在发生。2011年9月,英特尔同民政部的4名官员飞往波特兰考察了“俄勒冈老龄及技术中心”,回来之后,二者共同成立了一个养老信息建设工作委员会,对老年服务的类型进行研究,逐步划分确定公共网络服务和订制化社区服务的内容。在一个*大的市场面前,各种角色都在以自己的理解进行布局。最终**它的,必将是那些创新者。给老人住的房子在台湾宜兰县,圣嘉民老人长期照顾中心周围的居民常常能看到,老人从照顾中心的楼里慢慢走出来,到田地里种菜、种玉米、浇花。环境的自然融入,让这座养护院看起来更像个生活社区。建筑师黄声远认为自己比较幸运。他在宜兰县主持建造竹林养护院、圣嘉民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时,遇到的经营者都比较有经验。他们告诉黄声远应该把厕所放在外面而不是里面,这样通风更好,不会有臭味,因为老年人可能有漏尿的问题;有老人是坐轮椅的,走廊就要造成单边的;轮椅老人的活动范围没那么大,在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里,要能看到好的风景,外面有阳光,有花草。他们对老人心理的体察已经细致到能考虑“小癖好”的地步。设计竹林养护院时,寝室的公共走廊就做成有凹有凸、类似波浪的形态,因为“一些老人会躲在小小的角落里去看别人,”黄声远说,“这样比较合乎人性,不是一条走廊,两边是房间。”黄声远设计的另一作品台湾宜兰县礁溪乡卫生所当时黄声远和他的设计团队“田中央工作群”还有个想法:让不能动的人,也能感受到身边有很多活动在发生。同样都是坐一天,关上门待在屋子里,孤*感就比坐在门前看人来人往要强烈得多。于是竹林养护院5层高的大楼里安装了大量的玻璃内墙和外墙,中间的墙都是透的。内墙用窗帘做隔断,拉上就有私密性。每层的外墙外侧、露台外侧都种了绿色的植物。这些绿色植物引来各种鸟类,停在二三楼的露台上,老人坐在房间里,能晒着太阳,看远处的风景和近处的鸟飞过停留,听它们叽喳的声音。圣嘉民养护院也延续了类似的设计。这些设计也考虑到未来使用的成本:这些属于基金会、宗教团体的养老机构财源不稳定,有些是靠捐款才得以建造起来。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维持养护院运转,建筑本身就要尽量少花*。玻璃墙能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光线给室内采光,即使遇到经费困难的时候,白天不开灯光线也充足,“宁可夏天想办法遮一遮,或种树”。内地设想的养老比例是居家养老占90%,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占10%。台湾社会的主流养老方式也是在家里养老,住在养护院这类机构里是最不得已的情况—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亲人儿女照顾。老人全部住到养老院里不现实,但自己家里养老就给现在的建筑设计者提出了新的问题,设计师原研哉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就提醒中国的同行,现在就要考虑到未来居民变成老人的问题。老龄化更早、养老产业更成熟的日本,忽略过这件事。日本在1970和1980年代有大批的建筑建起来,当时入住的人年龄和收入都差不多。过了几十年,这些人集体变成了老人,很多社区变成了老年社区。但当时入住时,开发商并没有考虑到他们变老后的问题,这就成了这些社区最现实的问题。原研哉说:“当时在建一个小区的时候,不会考虑到社区之间如何互动,邻里之间怎样的互动,会造成居住的人相互间变得很冷漠。”这些情况在建设的时候是可以避免的,但往往被忽略了,建成后才发现问题。原研哉对日本几十年前忽略的社区关系表达遗憾时,浙江万科已经在杭州养老项目随园嘉树和良渚文化村里,试着让建筑和规划给社区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变。随园嘉树所在的杭州良渚文化村社区的配套,都被集中到十字形的中心布局上,让所有人更频繁地到公共空间活动,增加老人和其他居民接触的机会,邻里的互动会更容易。这些改变源于真正关注了居住在建筑里的人,建筑和服务除了解决老人的生活需求,还关照社会交往和心理感受。台湾的养护院的很多做法,都是尽力让养护院里有更丰富的社区关系。两个房间共享一个小客厅,小客厅外面有公共的地方吃饭看电视,每两三个客厅中间还会有连通起来的空间。这样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几个区域,中间的缝隙向外还可以看到对面的小孩、旁边的社区、周围的农民在耕种。老人会感觉好像生活在社会人群中。

  “我们外面的田园也都做成是种东西的,种玉米,种菜,不是布置成风景,花*请人来做,而是自己可以动动手的。”黄声远尽量让环境更像普通人的住宅,有一点像城市,有商业区,外面的观光客也会来玩。“比如我们父母在里面,我们可能带我们的朋友一起去玩,见见面,晒晒太阳,感觉到会有很多人。”竹林养护院的经营者不愿给里面的老人穿制服,虽然统一的制服在洗衣服时更容易统一收集、清洗和分发,便于管理,但是穿原来的衣服会让老人觉得有住在自己家里的感觉,穿制服相对来说会在心理上剥夺自在感和归属感。即便很难管理,也要照顾到这一点。黄声远描述他做的这两个养护院时说了三次“感动”。台湾建筑师黄声远设计的宜兰县礁溪乡竹林养护院,以其对环境的自然融入和人文关怀,在1999年获得了第一届台湾建筑奖他们甚至不那么热衷于运用设备。尽管这些设备在日本很好地解决了人力不足和人工成本高的问题,但是在台湾,大部分家庭还是喜欢找护理人员来照料老人,一个原因是台湾的人工成本没那么高,尤其是在竹林养护院和圣嘉民老人长期照顾中心所在的宜兰县;另一个原因是身体接触和语言交流,也会让护理人员和被照顾的老人都比较快乐。如果护理工作的人减少了,人跟人互动也会减少,设备最主要的作用是帮助护理人员减轻体力负担,而不是代替人力的服务,让老人直接操作和使用。绿城颐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慧在参观国内一家商业养老机构时,就发现对方在使用一种机械传动的吊轨装置,把老人固定在座椅里,升在空中,送到每个房间去串门。

  这让她感到非常不舒服:“如果是你,看到自己的父母被这样吊在半空,心里是什么感觉?一定是坐在轮椅里被人推着去串门,有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这样老人和家属的感觉才更好。”中国人老去的速度快得没有给人足够的时间准备,台湾的养护院作为一种成功的参照物被内地的许多地产商当作学习范例。浙江万科南都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肖说:“希望(万科的养老项目)能在服务上达到台湾的水平。”他们觉得,未来哪怕只有10%的老年人有能力、有意愿为优质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埋单,这也将是一个*大的市场。(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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