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朱毛之争”的历史真相

1929年春，在红四军**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与**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早溯源于**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书记布哈林在**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

根据他的指示，****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

接到**指示信后，**主张按**命令办事，***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

他在给**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说服**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

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不服从党**的决定，要求***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

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复杂化。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兼任，也就是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尽管**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对***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对“二月来信”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对待**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六大”文件，以**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刘安恭和**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同志予以严重警告，**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处置。在**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