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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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对“*****”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长沙，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政策问题。
**化得到***的批准，于8月30日回到长沙。他响应***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学出席群众大会。他以为深入群众就能把“*****”搞好，真诚地做自我批评就能得到谅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小组、**派是要借机打倒各级**!他刚讲话，就挨斗，挂黑牌子、低头、弯腰。
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派，谁在**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化。而****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11月中旬，华国锋累出了心脏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队的医院。当时**规定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军队的医院还算平静。在医院住了20来天，****组长陈伯达说不准地方的**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其实谁都明白，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意牵连别人，就从医院里出来，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几天，那里也不安静，不久，华国锋又回到长沙，**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游街。
1966年底，**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
1967年1月，**决定湖南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参加省革委会。
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华国锋眼看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
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嗄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决定将湖南省军区**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姓黄的“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声明，意思是支持“工联”，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之命。***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捞’上来的。”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
